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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肖诺夫刚一意识到老总的继任者的计划有多么凶险时，他惊呆了，甚至忘记了发怒。他反而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轻声笑着把卷宗丢到会议桌上，纸页像花瓣一样从文件夹里飘出来。他说，“这不可能。”
文件夹在尚达林面前停了下来。尚达林坐在长长的桌子的一头，他错误地以为那是老总的座位。（老总开会时都是踱来踱去，从不坐下来，其他人坐在哪儿，或者坐不坐，他从未在意过。）
“不可能？”尚达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说八道。你难道忘了，同志？人造卫星是不可能的。载人宇宙飞船进入轨道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做不可能的事，阿克肖诺夫同志。现在我们要做得更快，效率更高，就这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的剪报。已经有两张这样的剪报由于一遍遍地被翻开，阅读又合上而在他的手中成了碎片；好在《真理报》并不难找，即使是在拜克努尔。“您读过这篇在老总去世时讴歌他的文章吧，尚达林同志？ “
“我当然读过。你每三天就冲我扬扬它，我怎么会不读呢？”
“据我所知，”阿克肖诺夫接着说道，“这是老总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想想吧。在二十年，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苏联太空计划的指导天才——甚至在政府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空计划之前就是了。可是有多少苏联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每天都在他身边工作的追随者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他的宇航员知道他的名字？老总在乎这个了吗？他在意自己默默无闻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克肖诺夫？今天你没事干，我可还有工作要做呢。”
“我没什么意思，尚达林同志。你才是表达意思的人一一很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意思。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的目的到底是将人送上月球，还是让你的名字臀上《真理报》的头版，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牺牲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
尚达林站在那儿，微笑着，收拾起他的文件，慢慢地从桌子那头走了过来。他拍了拍阿克肖诺夫的肩膀，朝前倾过身子，直到两人的鼻子都碰在一起，他以一种温暖的父亲般的嗓音说：“不是很多年以前，我指挥了一次效率高得多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我枪毙了好几个傲慢无理的下级。”
“真奇怪，你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枪杀老总呢，”阿克肖诺夫回答道，“既然他一直知道你是个暴君，是个傻瓜。我很惊讶你还不够强大，没能把他埋在监狱的雪里，而只凭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进入太空。”
因此现在，阿克肖诺夫不想开这扇门。他靠在背部特别凹陷的沙发椅上读着剪报，随他敲去。咚，咚！可这敲门声听来不像尚达林不耐烦的扣击，也不像克格勃的人傻瓜似的猛烈敲打。这敲门声温柔又持续，好像敲门人会站在小屋门廊上，一直站到最后审判日，坚信他的门不会白敲似的。阿克肖诺夫咆哮着向一堆脏衣服踢过去（现在洗衣服还有什么用？）忽地打开门。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这是个体型宽大，矮胖，长得很好看的约五十岁的女人，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少女式的大辫子。大大的鼻子，深陷的棕色眼睛。她怀里抱着个很大的用胶布封口的薄纸板盒子。在她身后，在车道的尽头，奥列格立正着站在车旁。
阿克肖诺夫吃惊得眨巴着眼睛，瞧着这两个人。
“是阿克肖诺夫同志吧？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可是我今天晚上必须回莫斯科。我是尼娜·伊万诺夫娜·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老总的妻子。”
“他的妻子！”阿克肖诺夫大声叫了起来。
她弯下腰，把箱子放在门廊上他的脚边。她直起身来，微微地悲哀地笑了笑。“您用不着费劲掩饰您的惊讶，同志。我知道我丈夫在这里从没谈起过我。他说过，尽可能地把他的家庭情况保密，这样做安全得多。”
“他的家庭！”接下来太阳和月亮就会为统治天空打起来了。
“我敢肯定我对您的了解大大超过您对我的了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每次回莫斯科时都会提到您。他说过他对您比起他对任何一枚他设计的火箭都更有信心。”她朝盒子点了点头，说，“这里有一些他的私人物品。我很肯定他希望让您来保存它们。”
“私人物品。”阿克肖诺夫无力地靠在门口。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场谈话里是多余的。“请原谅我的失态，尼娜·伊万诺夫娜。您不想进来避避寒吗？奥列格，你也来。请进来，我给你们沏点茶——”
她摇了摇头。“对不起，可我必须走了。直升飞机等着呢。再见，阿克肖诺夫同志。谢谢您对我丈夫的帮助。”她以对于一个大块头妇女来说很不一般的优雅步态走着，在他还没回过味来之前，已经下了一半的台阶。
“等等！”他喊道。
她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她脸朝着上了冻的院子，颤抖着。
“请等等，我不明白。我有那么多话要问您，有关您的家庭，有关老总——我是说，有关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您知道，他对我，对我们那么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对他的了解又那么少。那么少。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您他在这里是什么样，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宇航员们多么敬重他，您根本不知道。您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请进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她脸朝着他说，“您看不出来吗？您想像不出对我来说来这里有多难吗？来看这个毁了我丈夫——也毁了我的地方。年复一年，阿克肖诺夫同志，大约每月一次，预先没有任何通知，我的电话铃会突然响起，而我会立刻拿起话筒，因为我们的公寓很小，而且我睡得很轻，然后我就会下楼去，看着我的丈夫爬出一辆满是士兵的汽车——他动作那么慢，哦，那么慢，就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我从没见过他不是筋疲力尽的样子。他和我会坐在楼梯脚，说上一个钟头或者更久的话，直到他攒够了力气爬上楼去卧房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满载士兵的汽车就又会出现在那里，把他带走。回到这个地方。回到你们大伙儿这里来。您明白吗，阿克肖诺夫同志，为什么我现在不跑过去拥抱您？”她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院子里，接着说，“很多年以前，我丈夫给送到西伯利亚时，我都快疯掉了。我以为我失去他了，以为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猜对了，同志。我猜对了。”
“您丈夫是自由的。”阿克肖诺夫说。
“您怎么想我管不着，”尼娜·伊万诺夫娜说，朝门廊上的包裹点了点头，“我已经把我能给的全给了您。现在我必须回家了。”
她走到车子前，奥列格打开车门。就在她跨进车门之前，她喊道：“尽量睡点觉，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老是担心您，因为您工作得太晚了。”
阿克肖诺夫跪在包裹旁，双手在平滑的胶布表面摩挲着，想找一个缝口，而汽车发动了起来，载着奥列格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开了。他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十一、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
阿克肖诺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怎的，站在控制室门口左右两边的两名士兵本来已经像一对导弹拖车一样身体笔直、面无表情了，却能在总理进门时啪地立正。屋里每个监控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站了起来，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没受过训练，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两个士兵深刻。
总理身穿一套剪裁得很好的西服，站在陪同他的一身戎装，在勋章、纽扣和肩章的映衬下很是精神的泽利多维奇将军身旁，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总理向每个人点了点头，示意人们坐下。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坐下，接着工作起来，尚达林和阿克肖诺夫例外，他们随着两位高官走到房问最里面。
阿克肖诺夫知道自己的腋窝处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也知道自己一天多的时间既没洗头，也没梳头。他为自己有这些想法狠狠地骂自己。可怜的诺维科夫这会儿会是什么模样？那个为他煮比什·巴麦可的诺维科夫，那个告诉他在太空感到不舒服并不丢脸的诺维科夫，诺维科夫现在正身处地狱般的轨道，在惊恐中呕吐着、翻滚着。
“这是个巨大的荣誉，总理同志，”尚达林说道，有些过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您对这次行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会为诺维科夫同志的表现锦上添花。”
“愿意尽我的一切力量，同志。”总理说着，轻轻地抽出手，他俯视着递降的一排排桌子和仪器面板；远处墙上的巨大的显示屏，脚下乱丢着的三明治盒子和茶杯，还有角落里的茶炊。他的鼻子稍稍皱了一下：阿克肖诺夫琢磨，他是闻到了汗臭味呢，还是糟得多的绝望的气息？
“请告诉我麦克风在哪里，还有目前的情况如何，”总理说，“请用我这个门外汉能理解的语言说。”
尚达林把自己的豪华座椅推出来，从阿克肖诺夫的脚趾头上压过，打手势请总理坐下。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台清理了出来，只留下一个麦克风和一座小型镀金的列宁半身像，总理把它推到一边，好打开他的公事皮包。
尚达林瞟了阿克肖诺夫一眼，后者接到这个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