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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的爱充满了社会化的特征。她不仅爱宝玉，更希望成为宝玉的妻子、贾府的宝二奶奶，她为此所做的努力远远大于为赢得宝玉之爱所花的心思。她对袭人的欣赏笼络、对王夫人的曲意奉承，都是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她不大注重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精神沟通，更多地相信社会力量，注重人际关系。同样为了得到宝玉，她采用了与林黛玉完全不同的方式，这种对感情双向交流的漠视，也使她即使得到婚姻，也无法得到幸福。
黛玉向宝玉索求爱情，宝钗向宝玉索求婚姻，她们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也使她们无法超越个人利害去对宝玉产生积极影响。
史湘云原本没有明确自己的感情性质，即使她明确了这一点，以她真挚诚恳、开朗豁达的心胸，也不会刻意要求宝玉一定要如何对待自己。这使她可以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将宝玉作为一个“单位人”来看待，真正站在宝玉的角度，切实为宝玉着想。他们是很好的玩伴，湘云也特别注重对宝玉的精神影响，成为他的诤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儿童心性的劝戒。人应该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童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不能一味地做顽童。宝玉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对此，黛玉选择与他一道做顽童，而宝钗虽欲劝戒，但其一本正经，效果甚微。湘云则既与宝玉一起淘气，又对其过分儿童化的行为进行警示。在宝玉偷吃胭脂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来一巴掌，直截了当地表现她的反感。二是鼓励宝玉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总在脂粉堆中厮混的宝玉不免有些女性化，细腻有余而豪情不足。“英豪阔大宽宏量”的湘云不喜欢宝玉阴柔之举，她要与宝玉一起烧鹿肉，一起划拳，对他将芳官打扮成男孩子，取名耶律雄奴十分欣赏。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将宝玉从儿童化和女性化的歧途中挽救出来。黛玉和宝钗都想让宝玉成为自己的男人，而史湘云却希望宝玉成为一个真正可以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湘云对宝玉来说尤显重要。
从精神境界来看，黛玉超俗到无所归依，宝钗入世到庸俗保守，只有湘云才能将精神飞升与现实生存很好地统一起来，人们无法想象黛玉与宝玉的结合，无法忍受宝钗与宝玉的结合，却对史湘云与宝玉的未来充满期待。
历来的论者都将黛玉不向宝玉讲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当作两人精神相通的明证，并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张海英：《作者对我说红楼梦》第57页）。这类说法在高度评价林黛玉的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宝钗和史湘云的“禄蠹”特征。但这种简单的推理方式很值得推敲，让我们看一下，在《红楼梦》中有谁对宝玉说过“时文八股”、“仕途经济”的话。第一个劝戒宝玉的是警幻仙子，可见世俗功名之念已经污染到了仙界。督促宝玉最频繁严厉的当然是贾政，作为封建家长，他要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教育宝玉，将他培养成家庭事业的接班人，对他寄予厚望，也就要求严格。他打宝玉固然十分野蛮，但他望子成龙之心不能视而不见。所谓爱之深，恨之切，贾政也是一番苦心，只因为他本人是一介酸儒，棍棒教育方式不得法，不免效果与动机之间南辕北辙了。此外，劝戒最卖力的是袭人，宝玉是她的终身所托之人，她的殷勤劝戒也是望夫成龙的心理使然。还有，就是湘云和宝钗各说了一次。
宝钗和湘云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也是为他的前途着想（真所谓“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如果自私一点说，也是为自己可能会与他一起生活着想。毕竟，总是在内闱厮混不是个长久的事情，当时社会也不可能让宝玉自由选择职业，做他可能喜欢的“美容顾问”或者“化妆品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之类职业。人总是要长大，少不得还是要与一些须眉浊物打交道，了解一下仕途经济又有什么特别需要指责的呢！宝钗与湘云明明知道他不喜欢这些话，还进行劝谏，显然不是为了讨宝玉现在的好。实际上，林黛玉根本不是唯一不劝宝玉的人，不劝他走仕途经济的人多着呢，宝玉不喜欢，众姐妹丫鬟也乐得哄他开心，自己受益。晴雯让他装病逃脱父亲的检查，探春、迎春、惜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第70回中，宝玉怕父亲再回来检查自已的学习情况，探春和宝钗在贾母面前揽承了替他每日抄篇文字的任务，不独黛玉送来一卷钟王蝇头小楷，湘云和宝琴也“临摹了几篇相送”，帮助作伪。在大观园中，倒是帮助宝玉共同对付父亲督察的多，真正考虑其前途的少。所谓忠言逆耳，宝玉作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公子哥儿，真的能够听一些忠言也是难得的。就是黛玉不以“仕途经济”相劝，又焉知不是以此来博得宝玉的欢心？说到其勇气可嘉，也是过奖了，以此来评介人似乎有刻意美化的嫌疑。而且，论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中宣扬的封建陈腐论调，最终也折服了林黛玉，在说酒令时，林黛玉一时忘形，将与宝玉一起偷看的《西厢记》的句子说了出来，引起了宝钗的审问，正是这一次审问，使黛玉开始消除了对宝钗的猜忌之心，将她当作亲姐妹看待。可见宝钗的一些陈腐论调黛玉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她与宝玉共同的精神基础又在哪里呢？
但宝钗和湘云对宝玉的劝谏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宝钗秉绝色风姿，如牡丹那样雍容富贵，但对封建礼教的盲目信仰使她缺乏了生命的热情和自我的意识。宝钗将自己包裹在正统观念中，面具人格占据上风，礼教压制了她的热情和思想，显示了注重纯粹世俗生活的庸俗性。就个性而言，黛玉的才华和任性，使其成为独特的个体；湘云新鲜美丽、不同流俗的光彩是她天真、浪漫、热情风流的性格所决定的，但宝钗的思想个性却是最不明显的。她努力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受封建卫道士们纷纷欣赏的淑女或仕女形象。她明明是大观园众多才女中最博学的一个，但是偏要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洁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在与探春、李纨共同管理家政时，相对于探春的锋芒毕露，她则在含蓄中显示出色的管理才能。即使夏金桂先辖制了薛蟠，在向薛姨妈和宝钗挑衅时，薛姨妈不知如何应对时，“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随机应变，暗心用言语弹压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寻隙，又无隙可乘，只得曲意附就。”连夏金桂这样的人宝钗尚且能够对付，其成熟干练不在探春之下。但她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在贾府会做人情，暗藏心机。一旦处于一个正当干事的位置，她绝对不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她既可以礼服人，也可以礼杀人（如金钏之死），对环境的顺应使她具有可怕的潜力。
湘云是能够将形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间求得平衡的人，她“既不是封建叛逆者，也不是封建卫道士；既不向上巴结，以聪明才干取信于上，也不是一味迁就、呆板软弱的‘儒小姐’；既不以孤冷清高之态掩饰青春的热情和活力，也绝不会看破‘红尘’、离开对她具有魅力的现实生活去独守青灯古佛”（崔子恩：《史湘云论》）。她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生之累，懂得人情世故，劝宝玉“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里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这种话确实与湘云一贯豪放脱俗的个性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恰恰反映史湘云的劝谏只是出于对宝玉生存的考虑，而不是她认为需要奉行的一种人生准则。史湘云虽生在侯门，但父母早亡，从小也懂得了生存的艰难，宝玉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走仕途经济又能做什么？尽管这体现出她对世俗生活妥协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她又没有被世俗规矩所囿，而是热爱生活，在一些日常小事中找寻乐趣，越是人多，越能表现出群体气氛的感染力。她坦率真诚，爱憎分明，心无沟壑，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她大说大笑，完全不像淑女。相对于黛玉骨子里的叛逆，她更多地表现为行为的反叛。这种充满生命热力的反叛比黛玉式的自怜更具有感召力。
湘云不像黛玉，只追求灵的升华，不像薛宝钗，一味将才智用于取悦俗人。她爱生活和人类，也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可以设想，宝玉与林黛玉的婚姻是药罐和眼泪，而与宝钗的婚姻将是举案齐眉却少了闺阁之乐。《续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宝湘两个患难中成夫妻的情节，姑且不论这种记述的可信是否，我们将湘云与黛玉、宝钗进行对比后不难发现，只有史湘云，才可能是宝玉在苦难尘世中所能找到的最好归宿，所谓“兼美”（他在太虚幻境所遇到的），此解决方案比《儿女英雄传》里二女共侍一夫更具有精神力度。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对宝玉爱情的选择，即“第三种路线”是持赞成态度，对宝湘的爱情结局同样是持肯定态度。我要为怡红公子放声呼唤：“枕霞旧友——大观园里的纯情少女——史湘云，你在哪里！”
寻找及其他（组诗）
■ 李 瑛
寻 找
在我懂事之后
父亲嘱咐我
你要去发现，去寻找
从根出发，不管
隔着多少山、多少水
穿过多少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