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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年曾和他一样在武汉高校诗坛叱咤过一段时间风云的邱华栋，如今已是京城名记，著名的新生代作家，他常在纸醉金迷的夜晚坐在北京三里屯的某一个酒吧的高台上，看着眼前的红男绿女，写一些奢华的都市小说。就像我从黄光辉的来电里知道了鄂西的美丽风景一样，我也从华栋的小说里，了解了北京的一些新建的金碧辉煌的大饭店，和流光溢彩的购物中心，从而也使我更添了几分对北京的崇敬之情。
俱往矣！
也许，这就是人生？
就在我将那本《摇篮》献给女友的同时，在位于长江下游的六朝古都的南大校园里，也有一本名为《大路朝天》的文学刊物问世，在上面发表作品的，也都是中文系的一帮大学生。为了能出这本刊物，他们还在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选举中搞起了黑金政治，他们向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表示，如果他同意上任后拿出一部分学生会的活动经费用来办一本文学杂志，他们就为他拉选票。那人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各走半边，便有了《大路朝天》这本杂志。
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国的大学里发生的第一个贿选的案例。
一年后，当我到南大读研究生时，偶然与其中的一个学生相识，因为他正好睡在我的下铺。他的名字叫李劲松，在那本《大路朝天》上，他发表的是一篇小说，题目叫《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自从他和张艺谋合作，以笔名李冯写出大片《英雄》的剧本后，如今我再介绍他时，已不需浪费过多的笔墨了。他显然已是名人。据说，不光张艺谋很欣赏他，连曼玉都很喜欢他，而张曼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不喜欢？谁不爱？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我的梦中情人。祝福她！愿她永远美丽，也永远有魅力！
正是通过李冯，我认识了那批学生，即现在苏州做市府秘书、常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的诗人小海；仍在南大新闻学院执教的诗人杜马兰，他常常不经意地提起《南方周末》的主编是他的学生；和我一样在上海五角场当现代寓公，已经坐吃山空、将多年的积蓄挥霍殆尽的小说家海力洪；以及在南京充任公务员、经常在建筑工地戴着安全帽痛斥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偷工减料的诗人兼小说家刘立杆；还有在北京语言学院忙着教全世界的漂亮姑娘学汉语的大学老师兼小说家贺奕等。
我的文学梦也因这些朋友得以继续，文学无疑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也更是一件孤独的事业，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来工作，也没有人可以合作，稍不努力，就会崩溃和放弃。我们只得互相鼓励，有时几乎接近于互相吹捧，最明显的一次，是我和李冯坐在南大南园门口一侧的一柄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下，各自手拿一瓶冰镇啤酒，大声恭维对方。我说他是未来的索尔·贝娄，这个人可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我一点也不吝啬地把这个荣誉送给了李冯；他说我是明日的博尔赫斯，这个高帽自然也不低。我们彼此都笑纳了。旁边虽然人来人往，但我们却置若罔闻，一点都不脸红。
1999年冬天，我到武汉办事，作家张执浩在他的工作单位武汉音乐学院附近设宴招待我。我们之前并不相识，彼此都只知道是校友，席间大家回忆往事，偶然谈起，才知道我们的作品发表在同一期《摇篮》上。他是历史系毕业的，当时写诗，现在写小说，他也是60年代出生的所谓新生代作家里很出色的一个。一起吃饭的还有不擅言辞的诗人剑男，他的那些格调古典、充满沉思的诗篇我一直很喜欢，同样，他的诗也曾和我的小说发在同一期《摇篮》上。他是我的师兄，是中文系84级的，毕业后留校，办一本中学生刊物，教小孩子们如何写好作文，如何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他自己当然已无须为高考操心，业余仍在写诗。上个月，他寄给我一本他新出的诗集《随笔和断章》，其中的诗句让我恍若再次回到那个年代。
当年和我的小说发在一起的一篇颇有郁达夫《沉沦》色彩的小说的作者，如今已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名神情严肃的博导，不知他是否还好意思像我一样对学生们聊起自己早年的作品。他的那篇小说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还以为是一篇黄色小说。当然，和现在的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的也更为生猛的作品比起来，它就像涂上了一层金粉的泥塑遇到了水，几乎已经完全褪尽了颜色，只能用苍白二字来形容了。
但我最想见到的是美术系的易阳，那期《摇篮》带有毕加索味道的封面，还有我的小说的插图都是他做的，他那德国表现主义的画风让我着迷。直到今天，我还能在脑海中复现那些插图。他是86级的，我们在校时和离校后都没有见过面。前天，我偶上母校网站，看到一则关于他的消息，他还在美术系，如今已是一名很有影响的版画家。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过去他为《摇篮》所作的那些插画，更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这个不知名的校友。
1994年，我从南大硕士毕业后来到交大文艺系工作，一个人住在交大闵行分部9号楼的一间宿舍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和我谈文学，也没有人和我谈天，甚至没有人和我谈我最喜欢的女影星张曼玉小姐。
那时闵行校园还很冷清，我经常和一起分来的几个朋友，沿着学校对面的一大片荒凉的田埂走到黄浦江江边，江水在流动，黄昏的阴影下，雾气在若有若无地升腾，我感到了寂寞，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我在想，我的文学梦是否会在交大终结？
出于恐惧，也出于习惯，有时我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台灯写作。我常常一直写到天明。在淡蓝色的晨曦中，推开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的窗户，看远处操场上正在进行早锻炼的学生一圈又一圈地跑步。
那时手机还叫大哥大，要卖两万元一个，而我的工资是每月447元人民币。不过，即使有，也不能发短信息，当时也没有E…MAIL，只能写信，但昔日的朋友们也大都像我一样，正在文学的道路上苦苦摸索和煎熬，所来的信极少，即使有，也只有三言两语。可我还是经常到徐家汇校本部去拿信，我们系在老图书馆底搂，办公室是一间异常空旷的大屋子，天花板上的石膏做成的西洋花纹已经脱落，地板也有不少窟窿，但陈旧的屋角却难以置信地摆着一台铮亮的立式钢琴。钢琴边，有一个空纸箱，里面没头没脑地堆放着系里老师的来信，我常常一言不发地把厚厚的一摞信件翻阅一遍，然后失望地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胡乱按几下琴键，来排遣一下我的苦闷之情。
多年后，我碰到已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荣升教授的批评家杨扬，他告诉我说，他在我之前也曾在交大文艺系待过，那时他住在本部，因为没有人交流，在交大也感到孤独得厉害，有时晚上就一个人跑到系里去弹那台钢琴。直到校卫队来敲门他才怏怏地回去睡觉。后来，他觉得实在待不下去，才又考回了华师大读博士。
我想，彼时，他奏出的琴声一定和我一样杂乱无章。
但是，一次，突然，应该是很突然地，我在那个纸箱里翻出了一封寄给曹明华的信，我不禁心里惊呼了一声，曹明华在交大？在我们系？我马上拿着这封信去问在办公室值班的同事，果然，这个曹明华真的就是那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一本《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风靡一时的女作家曹明华。当时曹明华的这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在“五角丛书”名下出版的薄薄的小册子，不仅是女大学生的枕边书，也是众多男大学生手不释卷的爱物，它文笔清新，情感真挚，远胜于后来兴起的什么小女人散文、小男人随笔，其品格更是后来网络上所流行的什么“亲密接触”、“今夜无眠”、“就是不分手”等文章所不及。它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那股纯真的风气。
我立即就想去找她，我觉得，我们也许，不，一定会，最起码也会成为文学上的朋友。可遗憾的是同事紧接着就告诉我，曹明华已经出国了。
就因这一句话，一切都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在闵行，我住在朝北的房间，夏天，为了通风，我经常把门打开。一天，住我对面的一个小伙子端着茶杯进了我的房间，他问我是不是南大中文系来的，我说是。他就在我的床沿上坐了下来，和我聊起了天。我已经忘记具体谈了什么东西，好像他说他曾去过南大，因为交大物理系刚建不久，知名度还不高，系里曾派他到实力强劲的南大去做广告，想拉几个学生来考交大物理系的研究生什么的。反正只过了一会，他就回寝室拿了两本《新上院》过来，我打开目录，似乎就在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武汉，或者回到了南京的大学校园里，一股久违了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本《新上院》，除了名字外，几乎和《摇篮》，和《大路朝天》没有任何区别，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样样都有。而且，上面也大都是交大学生自己的作品。这自然是那个人文精神勃兴的80年代在交大留下来的痕迹。可惜，像很多校园文学刊物一样，进入90年代后，这些刊物绝大多数都停刊了。《新上院》也不例外。
这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就是物理系的龚立夫，我们是同龄人，他是交大物理系86级的，后来读研究生留校当老师，所以手里会有交大那时候的杂志。他是浙江慈溪人，他说他和30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是老乡。这句话颇有分量，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穆时英的名气还没有今天这么响，而一个物理系毕业的学生竟然知道他，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
从此，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开始在一起聊文学，聊80年代的校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