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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也对此种办法不满，认为其有利于陈果夫培植党羽亲信，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策划发表文章，指责陈果夫。一时，陈果夫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果夫并不慌张，对蒋介石亲信的责难，他请出蒋介石，将贺衷寒、邓文仪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这些人再也不敢随意动弹了。对反蒋派，陈果夫则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蒋介石等将三全大会延期三天召开；另一方面，对选举办法稍作修改，即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可以由自己选举。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一个省（即广东省）三个市（即南京、广州、上海）有资格选举代表，而指派与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但如此一来，确实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对情绪。
汪派人物仍不服输，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执监委联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法，反对按此种办法选举代表召开的三全大会。该宣言一发表，各地汪派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汪派与丁派人物准备在会上掀起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二陈预先得到情报，便调动特务军警，准备镇压。3月14日，大会开始，大会主席谷正纲在开幕词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陈果夫、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等人当即群起闹事，陈立夫布置在会场外的打手乘机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谷正纲等人打伤，随后，二陈调集的军警包围会场，将谷正纲等汪派人物逮捕。这样，汪派反对三会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被镇压，为三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始终控制在蒋陈手中，并按陈果夫所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新的三届中央领导机构。所谓打击一批，即打击汪派与丁派人物；所谓拉拢一批，即拉拢西山会议派；所谓提拔一批，即提拔陈果夫的亲信人物。
在三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弟弟陈立夫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兄弟俩双双问鼎中央。这一年，陈立夫才29岁。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明心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遗孀，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第二部分文宣大将（1）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反共舆论。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反共宣传。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