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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文,不是在塾馆里闭门造车,而是领着他们出去游玩,这在当时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创造性的举动。沈先生有时带他们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有时则带他们去看庙会,领略乡下人赶会的热闹。有一次,竟然带陈果夫进了茶馆。后来,陈果夫曾以十分留恋的心情回忆道:这是我初次上茶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确是有好看的地方。却巧那天楼下正在讲茶,讲到后来,连茶碗也发起声来了,幸而那天从看会回来讲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个凶横无理的判决了,先生问堂倌,堂倌说没有什么事,这种讲茶常常有的,而在我这个城里人却是初次见识。
外界的事物令陈果夫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这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回来后,沈先生便要学生们作文,将先一天旅行的所见所闻写进去。陈果夫觉得这种作文十分好写,提起笔来,旅行中的情景便跃然眼前,下笔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馆里,陈果夫学到了很多知识,沈先生的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对学生的企望,都令陈果夫终身难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陈果夫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做一世教书先生,严谨而有恒,医若干贫病乡民,济众难自救看两载敌伪暴行,痛苦未便说,蒙多年殷勤作育,解厄愧无能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果夫对他这位启蒙先生的敬仰、感激与悼念之情。
陈立夫最开始是跟母亲学识字的,母亲在家务之余,便教他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认起,几年下来,也认了好几百个字。
陈立夫与他大哥陈果夫一样,也是八岁“开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遭遇两个糊涂先生,而是一开始便从大哥的业师沈若臣读书。此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果夫已外出求学,家中没有人能管着他,而祖母又极疼爱这个聪颖机灵的孙子,因此,陈立夫较他的大哥来说自由得多。
沈先生现在所教的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学生,在那时的湖州,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了,为了使每个学生学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别教学。先生要求严格,每天都要求学生将先一天所上的课文先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不准错一个字。先生的脾气也不如原来好了,原来不会背书,只是责备几句,现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错一个字打手心五下,有时错字多了,挨打次数增加,学生痛不可当,嗷嗷直叫,也不罢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难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学生练书法,要求交大字一张,并在上面注明,今天是第几名到馆,“陈立夫每天都是七点左右第一个到馆,所以他常常一口气写了三张分三天交上,他读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
塾中教室分内外两间,沈先生的讲台摆在外室,讲课时,他是瞧不见内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在内室,陈立夫是被安排在内室的学生之一。
陈立夫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小学》,内容是有关礼仪和行为的规范,由于四字一句,并有押韵,读起来很有意思,这使陈立夫一下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接下来便读《幼学》、《四书》、《五经》等。陈立夫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沈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不需多时,便能朗朗上口,背诵得丝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将所有时间花在读书上,学习之余,总是和一些孩子嘻闹玩耍,踢球、爬树、投石子、斗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厌,乐而忘归。尽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陈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不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第一部分塾馆残梦(3)
塾馆有两项规定:一是最早到学堂的,可以最早放学;二是谁在学堂表现不好,功课又差,就必须到天黑才准回家。由于陈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课又好,所以总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学时候,沈先生总是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听到叫自己名字时,才到老师那儿去,拿回自己的作业和批改的习字,才能回家。当时,每个学生的作业及所学习的内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论语》,有人读《孟子》,多数是学中国的古籍,有时也会念一些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新教科书。陈立夫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后,他还评价道:“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烦,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别教学,彼此都不会阻碍别人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教育方式。”陈立夫虽然用功学习,但毕竟是小孩,难免顽皮习气。有一次,老师离开课堂外出,陈立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放下手头的书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学猜拳玩游戏。整个学堂一下子乱了套,喧闹成一片。正玩得兴起,沈先生回来了,同学们如鸟兽散,纷纷逃回自己座位,塾馆顿时寂静下来。沈先生大声责问,有哪些人参加了游戏,同学们都低着头,噤不作声。这时,陈立夫站了起来,坦白告诉老师,他是发起者,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先生一脸怒气,将其他学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却放过了陈立夫,没有处罚他,实际上是对陈立夫诚实、勇于承认错误的鼓励。
少年时代是天真烂漫的,很少人在这种时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陈立夫就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沉醉在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王国中,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却深深地打动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
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第一部分他乡求学(1)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质,那传奇色彩的经历,那出口不凡的语言,常常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陈其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