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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陈立夫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
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惟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也能享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陈立夫觉得十分欣慰。
（二）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博士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李约瑟博士抗战时期曾在陪都重庆英国驻华使馆中英科学联络处工作，与陈立夫常有交往。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浓厚的兴趣，想写中国科技史，多次就著书计划求陈立夫予以帮助。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鼓励他写作，并赠送他一部《汉书》，介绍有关人士和机构，为他调查、写作提供帮助。
第七部分复兴文化（2）
同时，教育部还推荐了10名中国学者参加工作，特别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家鲁桂珍博士，长期参与合作，后来与李约瑟结为百年之好。
由于中外科学家的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至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陈立夫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也给予鼓励，说：“这计划很好，如经费不足，我会支持你。”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之不足。
（三）阐扬儒学。
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
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人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人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
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谈到他对文化的贡献时，陈立夫说，他已经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并自豪地说：“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他还表示：“以后看我活多久，也许还要写。”
第七部分壮心不已（1）
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为此而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