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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为什么妖精就不能独立存在？为什么一定要尊玉帝和佛祖为正统？玉帝和佛祖的价值观就一定比妖精的高明？佛与魔、人与妖何以就非要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不可？
细想一想，妖精其实也并不是那般可恶。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一般都不想与玉帝争正统和与佛祖争高下，而且，除非是人类闯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一般也不去骚扰人类。他们多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自成体系，自给自足，自娱自乐，自在为王，从不像佛祖那样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所有人。
妖精修成精，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他们中的不少都有很强的本事，如牛魔王就能同孙行者打个平手，狮驼国的大鹏金翅雕的武艺甚至盖过孙悟空。他们除了不能长生不老，其它方面其实同神仙没什么不同。他们不被承认是仙，最重要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家庭出身”问题，他们或是罚离上界，或是私自下凡，更多则是由虎豹豺狼之类修炼而成；二是他们普遍不承认天上和佛界的权威而是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玉帝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那么同样自幼修持的白骨精为什么就一定要被视为另类视为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妖精同样也讲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比如红孩儿捉到唐僧，不忘请父亲牛魔王一同分享。孙悟空用计打死银角大王，他的兄弟金角大王如此哭诉：“贤弟呀！我和你私离上界，转托凡尘，指望同享荣华，永为山洞之主；怎知为这和尚，伤了你的性命，断吾手足之情！”而且“满洞群妖，一齐痛哭”，感情不可谓不深；还有金鼻白毛老鼠精，曾为托塔天王收伏而拜其为义父，从此就一直在所居的妖洞里供奉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和“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
妖精也有很真挚的爱情，黄袍怪抢了宝象国公主为妻十三年，“穿的锦，戴的金，缺少东西我去寻，四时受用，每日情深”；女妖蝎子精拿了唐僧，也只为夫妻长相伴：“御弟宽心。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个是百岁和谐也。”唐僧不从，她也并未贪求唐僧肉而害他性命。
妖精还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例如木仙庵老树精的诗连饱学高僧唐长老都赞不绝口：“众仙老之诗，真个是吐凤喷珠，游夏莫赞。”尤其杏仙，不仅青春美貌，而且吟得好诗，仅那一句“雨润红姿娇且嫩”，就足以技压群芳，不让须眉。
当然妖精也有其残暴之处，那就是吃人。但站在妖精的角度想，既然人和神都把妖精视为异端，妖精如何又不视人为异端？妖精多为虎豹熊罴修成，而虎豹熊罴正是猎人们的“衣食父母”，妖精吃人又算得什么弥天大罪？要说残暴，玉帝老儿更残暴，沙僧在天曾为卷帘大将，仅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玉帝便将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还七日一次，将飞剑穿他胸胁百余下方回。凤仙郡郡侯献供斋天时偶而失敬，他竟让凤仙郡百姓也受三年干旱无雨之苦。
设想一下，在《西游记》中，如来佛有着无边的法力。既然妖精罪该万死，他何不一展法力灭尽妖魔鬼怪让佛界一统天下？我想，原因无非以下两条之一，一是灭尽了妖怪，他无边的佛法便无从施展，西天的统治自然失去了合法性，留着几个妖怪正好凝聚众佛之心。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佛慈悲为怀，觉得妖精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我更愿相信后者。的确，没有妖精的世界岂不是太单调了吗？无论如何，一个容得下妖精的世界才算得上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人人都说神仙好，那么多的神仙却不惜冒生命危险下凡为妖，可见做个妖精也是一种极有诱惑的选择。如果真的天上人间任我选择，我愿为妖，当然不是害人的妖，而是一个自由自在独往独来的妖，一个不尊玉帝不敬佛祖的妖，一个不守清规不要王法的妖。不过，西天路上的妖精的命运实在惨了些，首恶固然必办，胁从也一律打杀。有罪的固然惩处，无罪的如杏花仙子玉面狐狸也一概消灭。能幸免的只有那些有来头有背景的，纵使作恶多端照样化险为夷。
我为天下的妖精一哭！
滋润与保养我们的喉咙
？ 舒文治
喉管是头与身体的连接线，也是生命线，名义上，它属于个体所有，它所从事的勾当也都是个体所需，比如吃喝、说话、唱歌，但我们是不是对它控制自如呢？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能唱得最响亮的一首歌与“文革”有关。感谢光阴赐予我遗忘，这歌的歌词，我已忘得差不多了，惟有一句直奔时代主旋律的歌词，刺入了我神经元的内存，清屏要等到大脑“死机”。这句歌词简单极了，也琅琅上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歌词好就好在，它的所指十分单一、确定，不会产生任何模糊性和多义性，也没有任何商讨、辩解的余地。那时，我们这等黄口小儿，自然只能皱着嫩嫩的天庭，瞪着天真的眸子，挤着吃奶的气力，就这样“嘿”着，在课堂上朝老师“嘿”着，同学之间打架“嘿”着，游行时伴着喧天锣鼓，几百颗小小的头颅整齐划一地“嘿”着，晚上高音喇叭一响，大人们都聚在雪白的煤气灯下“嘿”，我们也跟着朝着那些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弯着虾公背的“四类分子”去“嘿”。时尚的歌声大都掌握着这等话语的控制权，童叟无漏地进行诸如此类的真理、真情在握的布道。
我们是伴着那个年代的“嘿”声变音和长出胡须的。当我们初知世事艰险的时候，否定的声音已代替我们作了思考，结论已摆在庄严的纸上，我们只须抄好答案。用不着，也轮不到我们来对这段岁月反思和负责。朦胧中虽有些火光和血光的印象，但轻轻松松即可忘却，也不会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之类的沉痛。在不断崛起的楼群间和流行歌曲的叫唱中，仿佛那个年月从来就没有过，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使出浑身解数应付当下。
以上这些乱想在吴小龙先生一篇《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随笔》2002年第2期）的催化下得以漫开。吴先生文中的两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段是：“如果一个民族……经常地处在不同程度的诱发非人性行为的情境中，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有相当的问题。”第二段是：“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能地害怕‘文革博物馆’的建立，害怕正视自身的卑劣之处反思，最后是宁可把‘文革’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象。’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些‘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问题。”吴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太大、太沉重，在如此严峻的题目面前，虚晃一枪还不如暂且搁下。对吴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有些话说，首先，是自己的喉咙发痒想说，其次，我们“本能地害怕”的很多种原因中，我找到了与我们的喉咙有关的一种，即我们本能地要对喉咙进行滋润和保养，这一隐秘的心理防范机制在我们不知不觉跟唱时代歌曲时得以泄露。
流行歌曲自有它的算计和魅力，它是流行情感和主流意识的“万宝箱”，它总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诗歌衰落的时代，没有驿站的孤灯，没有迎风的酒旗，失去了这些古典的背景和诗歌在山水间回荡的气氛，也就没有了行吟诗人，只有应接不暇、百变不离其宗的男女歌星，他们控制着数以万万计的歌喉。心灵有多少种流行感情，街头就有多少首流行歌曲：前天是“一无所有”，昨天是“再回首”，今天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明天是“爱你一万年”……炒作时尚的“魔术师”们从中可以源源不断抽出满天飞舞的绸带来。一度，我在这样的歌声中变幻不定，扮演着种种多情善变的角色，把爱恨离愁、孤独落寞、嬉皮笑脸、德化教诲、意识传声统统尝过。时尚的歌声为我们透支快乐、放弃思考提供着许多方便法门。当我们捏着话筒、盯着字幕作投入状时，情绪随着声线的送发得到倾泻，生活的严酷得以消解，唱后，总有一种微醉的满足，还想再唱一首。我曾以为，在庸常生活里做一名歌者是有福气的。
在拥挤的街头，在暧昧的包厢，“文革”时的老歌仍不时缕缕冒出，却经过了流行音乐的程式化处理，唱法也经过了一番现代包装，听上去，一点狂热和恐怖也没有，反倒有着怀旧的百般滋味，既熟悉又陌生，熨帖了几多皱褶的情绪，让老中青三代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跟唱，居然在“跟着感觉走”唱红之后，风行了一段时间。前向，又听说厦门远华公司的“销魂窟”里最火爆的一个节目，是由那些风情万种的舞女们在台上边跳脱衣舞边唱革命歌曲，她们一边唱着“红色娘子军”，一边将长裙、乳罩、短裤往台下乱抛，那些经历了“文革”狂热后变得很注意身份的新贵们，一下子又狂热了起来，为抢夺舞女们的“遮羞布”而大打出手，不惜抓破脸皮。
在我们靠滋润和保养喉咙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叫张志新的女人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她想喊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喉咙马上被专制的刀割断了。从她割断的喉管里一定会流出很多血，还会汩汩冒出血泡，胀得很大，然后破裂，这是不平之气渗入血里的无声爆炸。上溯六十年，在渣滓洞，有许多硬着的喉咙不断被切断；再上溯百年，谭嗣同拼着自己的喉咙喊道：“我自横刀向天笑。”至今，我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