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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些许信息，即尼采的“希望”乃是重建“那崭新的生命之党”。尽管这“党”并不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泛指集团、种族或某些天才型的人物，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把握的，即尼采写《悲剧的诞生》，主旨并不是在艺术、美学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或者说，他的“希望”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够有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一种与酒神精神合一不二的强权政治。
尼采是一名学者，语言学教授，但却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宗教的关怀意识在他的人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他咒骂基督教，视上帝为“惟一公认的怪物，一切苦难的惟一原因”，然而他又是一位地道的基督徒，最有上帝的气质和抱负。上帝创造人类，而尼采则要“改良”人类，“重塑”人类。不同的只是，上帝没有种族歧视，众生平等，而尼采却是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关怀的只是他的日耳曼人。他的所谓“超人”，就是他的新型的“选民”，或曰“选民中的选民”。
你们今日之孤独的人们，你们隐遁者，你们将有一天成为一种人民：你们精选了你们自己，从你们生出一种选民：——又从这选民中生出了超人。〔3〕
尼采对他的《悲剧的诞生》，曾经有过自我检讨，认为是书“借重瓦格纳主义”乃是“我的不对”。原因是：“人们引用这本书作为‘由音乐精神引起的悲剧的再生’”。但是，这只能说明尼采对瓦格纳艺术的不满，而不能说明他对《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的不满意，更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尼采的思想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体系是在后来才建立的。实际上，尼采的思想是一贯的，从《悲剧的诞生》到《权力意志》，均有一根红线贯于其中。这根红线便是重建政治的形而上学。他对酒神精神的呼吁，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对基督教的咒骂，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超人”的期盼，都是出于这一目的。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阅读他的《悲剧的诞生》，亦不难发现这根红线所在。在该书《一个批判性的回顾》一文中，尼采写道：
姑不论这个“问题作品”是如何惹起的，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即它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个极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个极端个人的问题。从本书被写成的时间来看，即可证明此一事实。这时间是在1870～1871年，当普法战争的火焰正高涨的时候，卫茨战役的轰响声震撼了整个欧洲。一个喜好敏锐地思考及探讨疑难问题的沉思者——本书的作者——坐在一个幽深的高山上，十分茫然而苦恼地（亦即，既热衷而又超然地）写下了这部奇异而严峻的作品之主要部分。〔4〕
这段文字虽然写得隐晦，但却透露了尼采的真实意图。第一，是书的写作是同普法战争有关的；第二，他是在“十分茫然而苦恼”的精神状态下开始此书的写作的；第三，此书所关涉的乃是一个“极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个极端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三者联系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尼采写作此书的意图，以及他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虽然他说他要讨论的是一个“极端个人的问题”，但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尼采的写作动机绝不在纯学术的研究，亦非就悲剧谈悲剧。悲剧的诞生甚或衰落，从一般意义而言，纯系艺术与美学的问题，怎么可能同战争联在一起呢，又怎么会导致尼采“十分茫然而苦恼”呢？这其中的答案只能是：尼采写作此书的冲动乃是因为普法战争激发的对德意志民族之前途的忧虑。其实，在《悲剧的诞生》的后半部分，尼采把自己的写作意图已交待得清清楚楚：
我们有一种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回返到悲剧的时代的倾向。我们禁不住感觉到一种新的悲剧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德国精神之自我回归，并且是其自己的真面目之一个值得庆幸的再发现。因为在一个过渡的漫长的时间以来，外来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已经使得一向生长于野蛮而无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卑屈于其形式之下了。但是最后，日耳曼精神终将立于其他诸国之前，从罗马文化的拘束下解脱出来——倘若它还能继续从希腊这个民族学习到什么的话，就它而言，学习乃是一个高尚而稀有的事情的。〔5〕
显然，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意在激发德国人向希腊人学习。而且在他看来，德国人不仅有此条件，而且有此必要。就条件而言，是因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代表的“新的德国哲学”已“成功地摧毁了主智的苏格拉底主义”，而且此种新的哲学又同瓦格纳的音乐“神奇的联合”，从而使德意志民族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就必要而言，尼采认为，德国人虽有上述条件，但却没有好好地把握，因为，“自从古典主义的时期以来，我们的文明已有了如此惊人的腐化”。或者说，从歌德、席勒和文克尔曼之后，“德国人对于步趋希腊的努力已渐渐地削弱了”。而希腊文化，具体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充满着无所畏惧的斗志和惟我独尊的自信。此种时代精神也就是酒神精神。希腊人因为此种精神，曾打败强大的波斯；德国人如果能学得这一精神，又何愁不称霸世界。在下面这段话里，尼采说得就十分裸露了：
我愿意再重复地说，只有希腊才能够教导我们，悲剧的诞生对于一个民族之心灵有着多么不寻常的意义。这个神秘的悲剧的民族与波斯之争战，而一个领导此种战役的民族便需要悲剧的兴奋剂。谁曾经期望此强大的、稳健的政治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爱国主义，这种从战斗之中获得直截的愉快，谁曾期望一个曾经进行了数代之久的最激烈的狄奥尼索斯的痉挛呢？我们现今已经知道，不论何时，只要有一个群体它一旦被狄奥尼索斯的情绪深深地触摸一下的话，则从个体之束缚中的解放将导致一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6〕
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具备了悲剧精神，那么他或他们就会自然地把邻国当敌人，且能在同邻国的战争中，无畏无惧，杀人如麻。而且他认为，此种精神乃是德意志民族人人都应该具有的。他称之为“自然的爱国主义”。
这可以说是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的真实意图，也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主题。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无不以此为主轴。他谈哲学、美学、宗教、伦理、艺术乃至男人和女人，都不过是工具性的铺垫，目的无不在于建构他的“新型的”政治哲学，并由此而培育德意志民族那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
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
大凡文明的民族，做人做事都需要理论上的根据，更何况战争与政治之大事。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而且是政治中的重头戏。故而任何战争在发动之前，都要寻找理论上的支持。如是，方可称得上“义战”或“仁义之师”，方可动员民众心甘情愿地捐躯沙场。
相对而言，在文明民族，日本人是一个理论思维欠缺的民族。当年侵略中国，只是编造了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没有丁点儿理论色彩。而其他文明民族则大不一样，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要尽可能地为自己找个兴师动众的理由。比如中国改朝换代的内战，大多是在“汤武革命”、“替天行道”的旗号下进行的。此种旗号既是道德上的，又带有本体论的内涵。因为中国的治道乃是同天道相结合的，政权的合理性需要天道的说明。又如西方世界的宗教战争，无一不是在捍卫神圣的口号下进行的，即将信仰同战争相联系。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相对于英、美、法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高，经济落后，国力不强；二是它强于思辨，哲学的成就为西欧诸国所不及。这两个特点的同时存在，便产生了尼采独具风格的政治哲学，即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西方人对政治事务就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古代世界，人们关心的是城邦政治，思考的主题乃是如何才能达到一邦之内的和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代表性的作品。中世纪，人们所关注的，一是神权与俗权的关系，二是一国之内各个社会等级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其关注的重点乃是民权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尽管我们今天可以将其分为“积极的自由主义”（即可能导致政治极权的自由主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两种，但这二者在基本的政治理念方面，则是相同的，即对公民的民主和自由之基本权利的捍卫，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然而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义政治哲学亦悄然而起，这二者可以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潮。前者看重的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国家权力的制衡，防止的是权力因其膨胀而腐败，因而它着眼的是一国之内的政治。而后者着眼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看重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其政治理念往往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它不是以个体或社会为本位，而是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在此旗号下，要求个体之“小我”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民族之“大我”，以牺牲个人而成全集体。
严格说来，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并不始于尼采，早在马基雅弗里那里，就已经有了端绪。只不过，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没有多少哲学意味，还谈不上是地道的政治哲学。然而马基雅弗里的政治学思考却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学原则：一，以性恶论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点；二，权力来自于自由竞争，来自于武力，而无须教会的授予；三，政治高于道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