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幻谑蘸汲善缆勐芬资康牧狡恼拢阂皇恰吨茏魅擞肼芬资俊罚谖茏魅诵础拔蘖牡男∑贰弊鞅缁さ耐保治芬资渴鞅硐值母鋈酥饕逵胪欠锨阆颍拔说陌谅餮谑巍６恰堵芬资俊罚院虾吐芬资肯嗍读曛玫牧私猓肥鲜髟谥泄率飞隙ㄎ唬骸�1925～1927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粹的时代。”他这样评论路易士的诗作的时代特征，应该说是确切的。此外，胡兰成还这样评论路易士的为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又说：“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没有一般人所有的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任何生意经，以至于在人间他没有得到一丝温情。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简直找不到一个字眼来下一个定义。”这对自称为诗人、也和唐·吉诃德一样自称为武士的路易士的评价，非常到位。它建立在作者对路易士多年的深刻了解上，由此说胡兰成是路易士的知音，是不为过的。时至二十一世纪，纪弦实在不应该再为他昔日好友胡兰成鸣冤叫屈，借用余光中1975年评胡兰成在台湾出版媚日著作《山河岁月》的话来说：“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这里不妨读《纪弦回忆录》第十六章《抗战胜利后离沪赴台前》的一段：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胜利后不久，1945年八九月里，上海各家小报和黄黑刊物，就开始对文艺界的名家大骂特骂起来了。北京的周作人、上海的胡兰成，被骂得最厉害。除了南胡北周，他如沈启无、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张爱玲、苏青等，皆被加上一顶“文化汉奸”的大帽子，瞎骂乱骂一阵。
这里说张爱玲、苏青是汉奸，诚然属“瞎骂”。因这两位女作家只是与汉奸来往密切，但没有写过歌颂大东亚战争的作品，也没有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要职，因而还未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但“大骂”周作人、胡兰成，还有“骂”当时以“文化汉奸”名义被正式逮捕的柳雨生、陶亢德，有什么错？像“南胡北周”所戴的“文化汉奸”帽子，难道是凭空加上去的吗？他们是搞政治的，像胡兰成前后任过汪伪政权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汪精卫机要秘书，他用文艺做武器协助日本人征服中国人心，怎么能说他们仅仅是“文艺界的名家”？他们罪大恶极，难道不该口诛笔伐？批判他们的都是爱国报刊，怎么能说都是“黑色刊物”？你纪弦当时也一起被“围剿”，是因为你自己与胡兰成、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等人关系密切，你受公众舆论的谴责，也是事出有因嘛。你至今认为“赞美敌机轰炸重庆，顶多坐牢；但是骂蒋，那就要杀头了！”如此把拥蒋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这种人生价值观难道没偏差吗？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由于为汪精卫担任社论委员会主席，胡兰成为总主笔，主要撰稿人有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中华日报》副刊写稿的关系，路易士和其他名家一样，于1943年被聘为编纂，按月支付车马费而不用上班。有汪派提供的固定薪水做后盾，路易士这时的生活大有改善，不再三餐不继，并还有积蓄于1944年3月独资创办《诗领土》月刊，还用“诗领土”名义于1945年2月、4月出版了个人诗集《夏天》和《三十年集》。另一部于1944年5月出版的诗集《出发》，则由汉奸文人柳雨生、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当然，不能像刘心皇说的那样凡是在汉奸文人主持的出版社出过书的人就是汉奸，但至少说明纪弦敌我不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思想和行为上的步步失足
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汉奸胡兰成的亲密关系，以及拿汪派的薪水，积极为汪派副刊写稿，这使他思想和行动上频频失足。这就难怪“史方平”于1970年8月10日写了《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文中称：路易士在1943年抗战游击队出没的苏北，主要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科长”，代表敌伪对苏北进行“文化宣抚”，曾有大规模的两次对青年的演讲，一次是在泰兴县讲《和平文学与和平运动》，另一次在泰县讲《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听他演讲的人，还有人在台湾。……他在苏北一或二年之后，由于胡兰成的关系，把他调到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伪职，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
此文系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刘心皇为撰写《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曾从台湾《文化旗》杂志社取得一份。不过此文虽不是如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的该枪毙的“忘八蛋”捏造或“死鬼刘某（古案：指去世的刘心皇）胡说八道”虚构的，但其中有些重要事实毕竟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如文中说：“关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问题：据当时在苏北泰县从事抗日工作的某君说：‘路易士在抗战期间投敌之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是东亚文学者大会，不是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东亚文化更生会中国出席的汉奸有柳雨生（存仁）、周作人、丁丁等人，路易士并不在内。至于日本于民国三十二年在东京召开之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出席的汉奸有周作人、马午、关露、周黎庵、路易士等人。路易士即纪弦，在此次大会上大放厥词’云云。”可据陶亢德在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古今》第34期上发表的《东行日记》称：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有陶亢德、谢希平、周越然、章克标、丘石木、鲁风、陈寥士、柳雨生、关露、沈启无、张我军等，并未有路易士的名字在日记中出现。由此看来，路易士到底有无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或“大东亚文学更生会”，还是一个悬案。
目前，人们获得路易士参与汉奸文化活动的最重要依据是：沈子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披露的纪弦写过适应日伪“大东亚文学”要求的汉奸作品。中国大陆出版的如陈青生所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乃翔和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这样叙述的：路易士《巨人之死》诗，系为悼念一名被抗日敌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特别是1944年秋冬，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写了“政治抒情朗诵诗”《炸吧，炸吧》，谴责美军的正义行为，嘲讽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虚妄，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古按：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需进一步查实）。纪弦对这些事实一律不认账，他在前后写的两种回忆录中辩解道：“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1942年，我从香港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几年之内，我从未写过一首‘赞美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我们先总统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他认为1944年自己倒是写过一首抗议“陈纳德飞虎队误炸上海市中心区，毁屋伤人”的诗，但说原诗遗失，另又说不出发表刊物的名称和时间，因而这种辩解是无力的。
有历史污点的作家
从上述纪弦的抗战经历中，他无疑参加过一些汉奸文化活动，写过少量歌颂汉奸和诋毁盟军的作品，与那些恪守民族气节，敌我界限分明，洁身自好的爱国作家有本质不同。他属于民族立场歪斜、民族气节亏败、正义观念沦丧的大节有亏的作家。对纪弦来说，在汪伪政权任科长及秘书等职，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演讲，拿汪报津贴，为汪报积极撰稿，应主动承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批判，而不能认为当年置身于沦陷的国土，是迷惘、惆怅的阴影笼罩着自己而迷了路，更不能因当时国民政府没有追究、到台湾后情治单位也没过问，便骂批评过他的人为“文丑文妖”。另方面，对文学史家来说，要严格区分“文化汉奸”与不分敌我是非、亲近日伪、参加过汉奸文学活动与写过汉奸作品的作家的界限。鉴于纪弦写的汉奸文学作品在他诗作中不构成主流，作品数量也极少，他亦非汉奸政权要角或汪伪文坛的头面人物，因而不应再去“补划”他为文化汉奸。从这个角度看，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我绝非汉奸！绝非汉奸！”倒是对的。但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他“大节有亏”，以说明他有过不光彩的昨天。
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为台湾诗坛开一代诗风的贡献，更不能因为他在抗战期间一度亲近“大东亚文学”，而否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别的题材的作品和对现代诗的探索乃至对整个中国诗坛的贡献。当然，更不妨碍别人在他米寿这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向他献上“祝你生日快乐”的颂歌，以及《纪弦回忆录》三卷本众多的史料价值，还有他写的《你的名字》等作品堪称绝唱，为海峡两岸众多选本所青睐。
参考文献：
沈子复：《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
杨之华：《新文艺思潮的起源及其流变》，《东方文化》创刊号，另收《文艺论丛》，第1～16页。
史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