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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书中也写到：“梅乐斯还亲自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讯，审讯以后，政治犯遭到活埋。”但书中对此并未举出实证，而称只是“据批评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说”。这种“据说”显然是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原则相悖的。
其实，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如果说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白公馆就是监狱（或集中营），那么，关在里面的犯人是谁呢？难道是那些住在里面的美方人员吗？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邓又平先生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先生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第33、34页）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明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讲学。一日从重庆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他又补充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见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由此可见，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据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监狱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周养浩1969年在战犯管理所回忆：“‘中美合作所’，这是解放后人民对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的总名称，其实这个地区内机构、单位、性质、名称不同的很多，有的是军统本身编制内的单位，有的是军统外围机构单位。”“其实这个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房屋，多半是军统局直辖单位人员占据的，中美所人员不到三分之一。例如缫丝厂办公处、建筑工程处（这个单位当时职工数字很大）、白公馆、渣滓洞、立人小学，以及先后办的大小几十个特务训练班，其中只有一个特警班是中美所办的，其他全是军统局管辖的。”“在‘特别区’范围内，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也驻在这里。”“所以中美合作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算是这个地区内的军统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的一个单位，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所有军统特务机关和单位。”“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解放前都叫作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这个地区内实际上大多是军统局直辖的机构单位，中美合作所除本机构外只有一个特警班。至于白公馆和渣滓洞当时和中美所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第133～136页）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小说《红岩》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这自然就与历史相违了。
最近在《红岩春秋》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的何鸿钧的回忆《逃离中美合作所》，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他们一批大学生被军委会征调为盟军做译员，他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后，因发现这是与军统局有关的机构，不愿与特务机关发生关系，要求改调它处，未获批准后，他自行逃离了，事后遭到了通缉，但过了不久，他得知形势缓和，从外县回到重庆，向军委会外事局交上签呈，很容易就撤销了通缉，恢复了学籍，甚至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离开这三个月的工资。这一经历，也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作所并非什么血腥恐怖的“集中营”。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会充分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聂绀弩致黄苗子信
？ 聂绀弩
苗公：
信收到。
你称我为诗伯，伯者霸也。现在国际反霸甚烈，我若被认为霸，虽只是诗霸，也可能导向处境不利。此外也和实际不合。我诗一片适风乔绳愈言，未足云诗，况于霸乎？以后请不如此。
傅札衿期娓娓详，
韩图意气更飞扬。
思张神画吾斋璧，
只把空诗寄与黄。（字有改动）
只此四句已极圆满洒脱，前四句多余，但黑墨已落白纸上，驷马难追、百牛难挽矣！恨恨！
代请韩公赐画，实获我心。尹公来，说韩公画戏文极佳，曾见其虹霓关云云。尹公亦云韩在保定，不知其为青少中老，我公其知之乎？
忽然想到，韩画固神。若问：何以不以之画社会主义革建，而画封建落后之物，其将何以为经济基础服务乎？此事极关重要，甚至是文艺界之致命问题，未见人谈及，自亦觉极难谈，因广大艰深难以开口也。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可歌社而并不违心。且今之我国孰为歌社标本，而歌社之作（不仅美术）似很少如韩画之动人者。又，韩画似不大众化，而此欣赏之小众，所见非错。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何时枉顾，愿一倾之，以求大教。
此颂艺安
弟 驽
1977。10。10
（韩羽按：信中之祖光、永玉为吴祖光、黄永玉。尹、瘦、迩、韩为尹瘦石、陈迩冬、韩羽。）
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
？ 张晓风
（五） 1938年1月10日自武汉
风兄：
昨日交上的文谅收到了。答塔斯社社长的信我觉得有发表的价值，因此抄给你，请你看看，并盼在这一期的《七月》发表。我的意思是在于激刺许多有希望的青年文学朋友们。希望他们快快产生伟大的作品。
罗果夫找中国抗日文学甚急，他说苏联朋友急于要看我们的抗日文学，我曾对他举出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因为他的要求很高，动不动要长篇，弄得我没有办法。风兄，怎么办呢？中国文学总似乎是走得太慢了呵！现在他要我帮忙他把抗日的短篇收集给他，我看得不多，希望你能够为我举出若干种，要精彩的，可以见得人家的面的。祝你
康健！
尊夫人
诸友均此
单举出书名及作者。我日间来找你。
弟东平
十日
胡风原注：《给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信》，发表了的，引起了周行的讨论。此信月份不明。
晓风补注：“答塔斯社社长的信”发表于1938年1月16日出版的《七月》第7期上，标题为《在抗日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给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信》。后署日期为“1938年1月9日，汉口”。据此，这封信的月份应为1月。
（六） 1938年2月8日自南昌
风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