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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道：“那么杀死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的不是她了？”
波洛慢慢地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想，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情讲起。那是从一只鞋开始的！”
布伦特茫然地说：“从一只鞋？”
赫克尔·波洛点点头。
“是的，一只有带扣的鞋。我从牙医那儿经历了一番紧张出来，正站在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汽车停在了外面。车门打开，一只女人的脚正准备伸下来。我爱注意女人的脚和踝骨。这只脚的脚形很好，足踝也生得不坏，穿着值钱的长统丝袜，但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一双崭新的亮光光的皮鞋，缀着一个很大的造作的鞋扣。不潇洒——太不潇洒了！
“正当我在观察着的时候，那位女士的其他部分也显露出来了——老实说很令人失望——这是一个既不漂亮、穿着也糟糕的中年妇女。”
“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
“正是她。她下车时发生了一点意外——鞋扣给车门夹了一下，给弄掉了。我把它捡起来交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同一天，稍晚一点，我和杰普侦探长一起去拜访这位女士。顺带说一句，她仍然没把鞋扣缝上。
“同一天的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走出旅馆，消失了。我们说，这是第一幕。
“第二幕是从杰普侦探长把我召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开始的，在那儿的一个套间里有一只放毛皮的箱子，而在这个毛皮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房间，来到箱子跟前——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破旧的带扣鞋！”
“那又怎么样呢？”
“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是一只破旧的鞋——一只穿了很久的鞋。但您瞧，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来到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就是在那天晚上啊——也就是莫利遇害的同一天。上午鞋子还是新的——到了晚上却成了旧鞋子了。您明白的，人不可能一天之内就穿坏一双鞋。”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兴致索然地说：“我想，她可能有两双鞋吧？”
“啊，可并非如此。因为我和杰普侦探长曾经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的房间，检查过她所有的东西——而那里并没有带扣的鞋。是的，她可能有一双旧鞋。累了一天之后她可能会换上它，晚上出去，是不是？但如果是这样，另一双鞋就应该在旅馆里。这很奇怪，您承认吗？”
布伦特微微一笑。他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是啊，没什么要紧。一点也不要紧。但人们总是不喜欢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我站在毛皮箱旁，看着那鞋——鞋扣是最近才用手工缝上去的。我得承认当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怀疑——怀疑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克尔·波洛，也许今天上午你是有点晕了头了。你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甚至连旧鞋子在你眼里都成了新的！’”
“也许这就是原因？”
“但是，不，这不是的。我的眼睛没有骗我！接下来，我仔细查看了这具女尸，得到的结果很难让我满意。为什么要故意胡乱地毁了这张脸，使得它无法辨认呢？”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非得从头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克尔·波洛坚决地说：“这很有必要。我必须从头到尾给您讲清楚最终使我发现真相的全过程。当时我对自己说，‘这儿有点不对头。面前是一个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也许，鞋除外？——的死女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也放在一起——但为什么脸无法辨认？也许，是不是因为这张脸本来就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呢？’于是我马上联想到我听说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这个套间的主人——的模样，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另外的女人死了躺在这儿呢？后来我去看了这另一个女人的卧室。我试图在心里描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从表面看，她跟另一位差别很大。漂亮，衣着华丽，很会化妆。但在本质上，却不无相似之处。头发、体格、年龄——但是，还有一点差别。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至少得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