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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官有清浊之别，…故士大夫之仕宦苟不得为清望官，婚姻苟不结高门弟，则其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即因之而低降沦落。…唐代政治社会虽不尽同于前代，但若以仕之一事言之，微之虽云为隋兵部尚书元严之六世孙，然至其身式微已甚，观其由明经出身一事可证。
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微之纵是旧族，亦同化于新兴阶级，即高宗武后以来所拔起之家门，用进士词科以致身通显，由翰林学士而至宰相者。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微之虽以明经举，然当日此科记诵字句而已，不足言通经也）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宜乎郑覃李德裕以山东士族礼法家风立场，欲废其科，而斥其人也。夫进士词科之放佚恣肆，不守礼法，固与社会阶级出身有关。
然则进士科举者之任诞无忌，乃极于懿僖之代。微之生世较早，犹不敢公然无所顾忌。盖其时士大夫阶级山东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其道德标准，与词科标准，与词科进士阶级之新社会风气，并存杂用，而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如微之者，乃能利用之也。明乎此，然后可以论微之与韦丛及莺莺之关系焉。
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
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之时者，故微之在凤翔之未近女色，乃地为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丛，则时为之。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
夫元白二公自诩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元白梦游春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鉅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附：《读莺莺传》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
复次，此传之文词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
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观昌黎集中尚别有一篇以古文作小说而成功之绝妙文字，即石鼎联句诗序。…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第五章 新乐府
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元白二公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都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睢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采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