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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经朱泚之乱后,只求苟安,专以粉饰太平为务,藩镇大臣亦迎合意旨。故虽南康之勋业隆重,仍不能不随附时俗,宜乎致当时之讥刺也。特元白二公俱于此篇未明言之耳。
缚戎人
此篇题目元白集诸本均作缚戎人。独白氏新乐府嘉承本作传戎人。证以微之此篇题下注中“例皆传置南方”之语,知极可通,不必定为伪字。至乐天“将军遂缚作蕃生。”句中之缚字,虽断不可改易,然未必即是与题意相应者也。
微之幼居西北边镇之凤翔,对于当时边将之拥兵不战,虚奏邀功,必有所亲闻亲见,故此篇言之颇极愤慨。乐天于贞元时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亲所闻见,此所以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也。至微之诗末“缘边饱(食委)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诸句,白氏此篇不为置和者,盖以此旨抒写于西凉伎篇中,而有“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一节。斯又乐天新乐府不复不杂之一贯体例也。
? 骊宫高
此篇为微之新乐府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疑亦无此题。盖“骊宫高”三字原出长恨歌“骊宫高处入青云。”之句,故此篇似为乐天所自创也。
乐天此篇意旨明白,自不待多所论证。惟尚有可言者,即唐代自安史乱后,天子之游幸离宫颇成一重公案是也。
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见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弊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元氏长庆集二四连昌宫词结语云: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寅恪案:微之此诗当是元和十三年暮春在通州司马任内所作,其时连昌宫之荒废情状,据微之诗云: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又云: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是颇与骊宫相类似,而此诸语又足与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之句相证发也。夫微之不持讽谏之旨,以匡主救民。反以望幸为言,而希恩邀宠。诚可谓冒天下之不韪,宜当世之舆论共以谄佞小人目之矣。
微之此状(指元氏长庆集三四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以玄宗游幸温汤遂致“财力耗(卒页)”“天下萧然”为言,是与乐天此篇: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
等句之旨适相符同也。至其所以赋望幸连昌之诗于宪宗御宇之时,而草谏幸华清之状于穆宗践阼之始者,殆即以由诗篇受中人之助,已为清议所不容,遂欲籍状词以掩饰其前非,而求谅于舆论欤?
微之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已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至元和四年,已五载矣。观于后来穆宗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其年十二月即欲游幸温汤,则乐天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颇疑乐天在翰林之日,亲幸小人已有以游幸骊山从臾元和天子者。故此篇之作,实寓有以期克终之意。是则乐天诚得诗人讽谏之旨,而与微之之进不以正者,其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矣。
百炼镜
此篇疑亦是乐天翻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摭其余义而成者也。
青石
乐天秦中吟有立碑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刺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立碑一篇以曲信陵为例者,曲信陵虽名位不显,而有美政,虽无人为之立碑,而遗爱在民,盖所以愈见立碑欺世之无益复可笑也。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又秀实死于朱泚之乱,真卿死于李希烈之叛,则此篇结语:
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所谓不忠不烈之臣,乃指骄蹇之藩镇,当无可疑。而元和四年三月卢从史之父卢虔病殁,宪宗祭卢虔文即乐天在翰林所草。卢虔之碑文则归登奉敕所撰。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于元和二年时已有不臣之迹,于元和四年五月衣发本军讨成德王承宗时,翰林学士又有奏疏论其奸谋,颇疑乐天此篇或即因卢虔立碑之事而作也。
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竭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指刘义持愈金数斤去,以谀墓中人所得也),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而知乐天志在移风匡俗,此诗自非偶然无的之作也。
两朱阁
乐天此篇所言德宗女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
德宗女义阳义章二公主之薨,恩礼独优,其后遂引以为例。此篇所言主第改佛寺事,固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及新唐书公主传所纪于墓所起祠堂者不同。然揆以德宗诸女中,惟此二主齐名并称,则“贞元双帝子”殆即指此二主而言耶?未敢确言,姑记所疑,以俟详考。
西凉伎
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之作,则皆本其亲所闻见者以抒发感愤,固是有为而作,不同于虚泛填砌之酬和也。此题在二公新乐府中所以俱为上品者,实职是之故。
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旧唐书刘昌传所述刘昌之功绩,疑本之奉勅谀墓之碑文,不必尽为实录也。)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
宪宗尝有经略河湟之计图,…又李绛谏宪宗聚财,而宪宗以收复河湟为言事,通鉴以之系于元和五年之末者,盖以其无确定年月可稽,而次年即元和六年二月李绛拜户部侍郎出翰林院,故书之于元和五年十二月己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之后耳,非谓其事即在元和五年之末也。然则乐天于元和四年作此诗时,亦即其在翰林时,非独习闻当日边将骄奢养寇之情事,且亦深知宪宗俭约聚财之苦心,是以其诗中:
天子每思常痛惜。
之句,不仅指德宗,疑兼指宪宗。而取以与:
将军欲说合惭羞。
为对映,尤为旨微语悲,词赅意切。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
凉州陷蕃,安西路绝,西胡之来中国者,不能归国,必有流藩散处于边镇者,故当地时人取以为戏,此后边将遂徇俗用为享宾犒士卒之资也。
又取乐天此篇有“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与骠国乐“时有击壤老农夫,暗测君心闲独语。”及秦中吟买花“有一田舍翁。”“低头独长叹。”相较,其笔法正复相同,此为乐天最擅长者。
八骏图
(微之)八骏图五言古诗,虽非新乐府中之一篇,然既为微之在江陵时所作,则与乐天赋新乐府时相距当不远。(微之之作当较后。)元白两诗,其间或有关系,亦未可知也。
复次,此篇修词虽至工妙,寓旨则殊平常,较之前篇西凉伎之有亲切见闻,真挚感慨者,不同科矣。
涧底松
白氏此题不独采用太冲此诗(平按,左思咏史第二)之首句以名篇,且亦袭取其全部之旨意。初视之,颇似为充数之作,但细思之,则知其实是有为而作,不同于通常拟古之诗篇也。
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牛李党之分野,以为李党乃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之山东旧门,而牛党则多为亮宗武后以来,用进士词科致身通显之新兴寒族,乐天即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也。…乐天此时虽为拾遗小臣,然已致身翰苑清要,以其资历而言,不得谓之失地,故此篇并非自况之词,如左太冲喻已之原意也。然则其兴感之由果何在乎考牛李党争之表面公开化,适在乐天作诗之前一年,即元和三年。…牛僧孺李宗闵,后日牛党之党魁也。李吉甫,后来李党党魁德裕之父也。此次制科考策(平按,元和三年夏四月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牛李之底斥吉甫,或不免太甚,而吉甫亦报复过酷。自此两种不同社会阶级,夺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表面形成化矣。乐天牛党也,故于此时亦密谏其事。
乐天作此诗时,李吉甫虽已出镇淮南,犹邀恩眷。牛僧孺则仍被斥关外,未蒙擢用。故此篇必于“金张世禄”之吉甫,“牛衣寒贱”之僧孺,有所愤慨感惜。非徒泛泛为“念寒隽”而作也。又白氏长庆集二捌与元九书云:
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
可知乐天与思黯气类至近,宜其寄以同情矣。
牡丹芳
乐天秦中吟有买花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二者俱为咏牡丹之作也。唐代牡丹之赏玩甚盛,故元白二公集中多咏此花之诗。观容斋随笔二唐重牡丹条所举之例,可概见也。
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犹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此足与元白二公集中歌咏牡丹之多,相证发者也。白诗此诗之时代性,极为显着,洵唐代社会风俗史之珍贵资料,故特为标出如此。
红线毯
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