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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容臣者，惟陛下垂鉴。臣本庸才，处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黄屋左纛之念。囊者，陛下霆击雷掣之师至于婺州，臣愚以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时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谓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泽者也。而陛下开诚布公，赐手书，归质子，俾守郡县如钱镠故事。十年之间，与中吴角立，皆陛下之赐戢也。逮天兵下临吴、会，臣尝上书谓：朝廷朝定杭、越，则暮归田里。不意今年以来，老病交攻，顿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意不齐，致烦陛下兴问罪之师。方怀忧惧，未能自明，而大军已至台、温，令臣计无所出，虽遣使再三，而承诏之师势不容已。是以封府库，开城郭，以俟王师之至。然犹未免为泛海之计者，昔有孝子于其亲也，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事适与相类。虽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绝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缚待罪阙庭，复恐陛下万一雷霆之怒，天下后世议者不谓臣得罪之深，将谓陛下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谨冒死奉表以闻，俯伏俟命。”
元璋本来对国珍的反复无常十分恼恨。看了这个表章，不禁为它的文思机辩击节赞赏，对左右说：“谁说方氏手下无人！”于是复信国珍，称：“我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当方国珍一批人来到应天，匍匐在元璋面前的时候，元璋笑着责问道：“你来得何其晚啊！”方国珍等叩头谢罪。元璋即将荣登九五之尊，为显示自己的天覆地载之量，真的赦免了他的罪过，后来还给了国珍一个广西行省左丞的官衔，并在京城为他建造了千步廊宅第百间，作为禄养。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出击。除上述征南将军汤和十一日出发讨伐方国珍之外，十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又同时派出三支征伐大军：命中书平章胡美胡廷瑞避元璋字国瑞之讳改名美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师自江西攻打福建陈友定。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率湖广各卫军马攻取广西。命中书右相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大军北伐中原。
南部战场只是偏师，对陈友定的战斗进展顺利。
胡美率师度杉关，入邵武，克建阳，后续部队广信卫指挥沐英破分水关，进抵崇安。这时，陈友定重点守福州与延平。在福州城外密筑堡垒，又五十步建一台，严兵把守。他自己则率精锐防守福建分省驻地延平，互为犄角。但庆元的顺利克复，使讨伐方国珍的大军游刃有余。十二月十六日，元璋命汤和、廖永忠、吴桢统水师从宁波南下，自海道取福州。其势如泰山压顶，大风拔木。福州守将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很快陷落。延平势孤力单，已经无所作为。
第五章 皇帝轮流做，今儿到我家一、韩林儿船翻殒命，朱元璋坚辞帝位（3）
北部战场是主力战场。北伐中原，进军大都，最后推翻元王朝，关系全局，元璋慎密布置，亲自指挥。
这个仗怎么打法，如何选择攻击方向，元璋作了反复思索，而后与刘基、陶安进行讨论。刘基认为张士诚的平定，使元朝廷闻风胆丧，可以长驱中原，直下大都。元璋以为不妥，说：“我起兵以来，与各路豪杰的征逐，得力在谨慎，临小敌如临大敌，故常获胜利。今王业垂成，不可因中原的动荡混乱而生轻视之心。必须加意持重，事出万全。望先生再思沉稳之策。”刘基、陶安也很为赞成。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8）十月十七日，元璋召集徐达、常遇春等主要将领商讨北伐大计，说道：“现在中原的形势是：山东有王宣父子鼠窃狗偷；河南有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名义上尊奉元朝，实则跋扈专横，上疑下叛；关陇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而且与王保保矛盾重重。元朝之所以即将灭亡，机窍正在这里。现在出兵北伐，诸公有什么高见？”鄂国公常遇春说道：“眼下南方已定，以我百战雄师直捣元都，必可获胜。都城既克，势成破竹，乘胜长驱，可以建瓴而下。”元璋正要借此统一大家的思想，便详细解说道：“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然牢固。如果依照你们的主意，悬师深入，而不能很快攻破，囤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济，敌人援兵四集。我进不得战，退无所据，岂不失利？我的意思，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回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天下形势入我掌握之中，然后进兵元都。它将势孤援绝，不战而克。此时乘胜而西，大同、太原以及关陇之地可席卷而下。”诸将都齐声赞叹。
十月二十一日，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统率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入黄河，北取中原。临行，元璋召集诸将告谕说：“征伐的目的，在于奉天命，平祸乱，安百姓。命将出师，必在用其长，避其短。现今诸将都能勇敢善斗，但是，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的，莫如大将军徐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常遇春。然而，我不怕遇春不能战，但怕其轻敌。以前在武昌，我亲见遇春遇见几个骑兵挑战，便亲自赴敌。身为大将，不知持重指挥，而与小校争能，不是我所希望的，切戒，切戒。若临大敌，遇春须领前锋。如敌势很强，则遇春与参将冯胜分为左右翼，各领精锐赴敌。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冠诸军，可各领一军，独当一面。倘是孤城小敌，但遣一个有胆略的将领，给以总制之权，便可成功。徐达则专主中军，策励诸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语说：‘将在军中，君不干预者胜。’你可善自体会。”又对徐达说：“我把北伐重任交给你。部队出发以后，一定要部伍严整，上下同心。审进退，通机变，战必胜，攻必克。我虚彼实，则避开它；我实彼虚，则攻击之。作为一个统领三军的大将，一定要立威任势。威立则将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以往我与诸豪杰相驰驱，看他们所以失败，往往由于威弱而势轻。你要深思。”又对傅友德说：“当初刘邦项羽楚汉相争，彭越曾在山东立了大功。今天出师也从山东开始，你要努力。”个个叮咛，诸个勉励，显示出元璋对这一仗慎之又慎，也使各将领感动而鼓舞。
接着，他又对全体出征将士发表训词，严申军纪，说道：“你们诸将士此次北伐中原，并不只是攻城掠地，而是要平祸乱，安百姓。所经之处，遇敌则战。勿妄杀，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间或有遗弃在军营的孤幼，父母亲戚来找的，就还给人家。这些都是积阴德的好事，望诸位好自为之。”
十月二十三日，发布奉天讨元檄文，针对蒙元民族统治，强调华夷之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现汉官威汉相号召，展开强大的舆论政治攻势。檄文如下：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纲常废坏，废长立幼，以臣弑君，以弟■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士久■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此时，在山东的主要势力是驻扎沂州的王宣、王信父子。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大军抵达淮安，便遣使往沂州召降，王宣、王信遣使到淮安上降表，元璋授王信为江淮行省平章，命所部听徐达节制。但密令徐达加意防范：“王宣父子反复无常，不可轻信。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如果他们开城纳降，便分二卫军马驻守沂州，将王信父子及部将连同家属遣至淮安。如果益都、济宁、济南同时攻下，则令王信兵马五千随我军万人驻守，其余军马分调于徐、邳各州守城。分调之后，仍选其马步精锐者跟随大军北伐。如果他闭门据守，即发兵攻之。”
不出元璋所料，十一月初十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