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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百户。每百户所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小旗领军士十人，军士也称旗军。大体是稍小的据点设所，冲要之地设卫，若干卫所连成一个军区，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长官称都指挥使。在内地，一个省区也就是一个都司所在地，在北部沿边地区，往往是都司兼辖地方民政。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十七个，京城与外省区卫三百二十九个，直属都司的千户所六十五个，以每卫五千六百人，每个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计，全国当有官、兵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人。按照军卫法，这近两百万军队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守御操练，称操守旗军，是战斗部队；一部分下屯耕种，称屯种旗军，是生产部队。操守与下屯的比例，一般是三成守城，七成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比例。比例区分的原则，一般以边地与腹里相区别。大约是边地三守七屯，内地二守八屯。如果以两百万军队的70％下屯计算，则屯田士兵不下一百四十万人。
按规定，军队单立户籍，称军户。军户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世袭服兵役。所以，一个旗军也就是一个家庭。每个下屯旗军家庭，国家拨给一份荒地，一般为五十亩。官府给予耕牛、农具、种子。起初免纳租税，后来每亩征税一斗，用来供给守城军官和士兵的俸饷。这样，军屯又是一种垦荒途径。如以一百四十万人，每人五十亩计算，当有七千万亩的荒地垦辟出来。由于军士屯田生机勃勃，成绩显著。一天，元璋对大臣们自豪地说：“我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看出军事屯田在恢复生产和解决军食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它与朱元璋实行的开中盐法有关。在那个时代，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几乎占到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前面我们说到元璋在根据地时代已经通过盐茶专卖充实财政，支持战争。开国之后，继续推行盐茶专卖，而尤以食盐专卖为重要。所谓开中盐法，就是一种新的食盐专卖法，也就是盐商输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政府给予若干盐引，以盐引换粮食的办法。一引盐的输粮数量与缴粮地点的远近难易、米价贵贱、政府急需的程度等因素有关。如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的洪武三年这一年规定，输大同粮仓米一石、太原粮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两百斤。四百斤为一大引）。商人可持此盐引即支盐凭证，到淮北指定盐场按盐引数目支取食盐，再根据指定路线和地区发售。这个办法，主要是想解决粮食紧缺、运输困难的北方边境重镇军队给养问题。商人为了缴纳粮食方便，就在这些地区出资召募人垦荒。据后来一个大臣奏疏说：“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召游民，自垦边地，自芒（种）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足见万里边防已由此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许多荒地得到了开垦。据《明太祖实录》不完全的记载，到洪武十三年（1370），共垦荒地1。8亿多亩，加上军屯和商屯垦田，垦荒总面积远远超出了原来熟田面积，十几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一倍多。残破的经济渐渐走向复苏。元都平定后，朱元璋曾对李善长等人说：“唐太宗贞观年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我有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臻于此治。”由于战争破坏过于严重，加上同北元残部的战争接连不断，大约到洪武三年（1370）未能达到贞观年间家给人足的兴盛。不过，这年夏天元璋视察京城府库，已经看到积蓄的丰厚。他对随行官员说：“这都是天下百姓们供给的，这也应该用之于天下。”这年，他免除了苏州府三十万石拖欠的税粮。洪武四年（1371），免除江西、浙江全年秋粮。到洪武九年（1376），户部报告，国库积蓄的钱粮已够几年开销使用。为此，元璋免除了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山西、陕西全省和南直隶部分府州全年田粮，那些没免田粮府州，也命令以银、钞、钱、绢、布代输，叫做折色（纳粮称本色）。缴纳折色，重量轻，损耗少，运输方便，也被认为是一种惠民的恩泽。这表明，国家的财力，特别是粮食，已经相当充实，满目疮痍已经得到初步医治。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1）
（一）忘不了巴掌大一块葬地
全国性的地旷民稀，牵动了不少儒生恢复上古井田制的情思。孟子曾经说过周代实行井田制的情况：“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在这八家中，各家种私田一百亩，合耕公田一百亩，作为对国家的贡赋。他们“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相亲睦”。这种井田制虽然是被理想化了的，却为历代政治家和儒生所向往。它是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空想呢？也不是。北魏时候李安世上均田疏，提出依照井田制，实行均田，以使“土不旷功，民无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小民获资生之利，豪右无余地之盈”。于是，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之诏。而后，在唐初实行了有名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从而造就了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历史经验表明，让农民有土地可耕，获资生之利，避免土地过度集中，是保证小民生计、国家税收、社会安定的基本前提，是造成太平盛世的真实基础。井田或均田，首先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是开明皇帝和政治家的治国良策。当然，也是农民的愿望。明朝开国，人稀地荒，不少儒生和政治家认为，眼下正是实行井田或均田的良好时机。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就大声疾呼“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认为江汉以北，平壤千里，画而井之，甚易为力，至于吴越山险溪绝之地，则不必胶柱鼓瑟，“但使人人有田，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则可矣”。与朱元璋“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江西才子解缙向元璋《献太平十策》，第一策就是请“参井甲均田之法”。说，不必拘于方里而井，事事合古，但应汇集天下丁口田亩各若干，计丁授田，各治私田，共耕公田。有地狭人稠土地瘠薄之乡，政府资以舟车，给其衣食，徙之江淮闲旷之地。尸里之内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方孝孺和解缙的这些议论出自洪武晚期，而且带有较强的复古气息，但是乘时趁势，计民授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避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社会动荡，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则是建国后有识之士的共同思想。其实，对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弊端，朱元璋比这些儒生的泛泛议论更有切肤之感。他深知农民多么需要一块供自己支配借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他不会忘记为巴掌大一块葬地怎样去哀告田主。就是因为刘继祖当初慨然施舍了这丘垄之地，使他终生难忘，他登基后不久，就封刘继祖为义惠侯，正说明苦难的过去给他打下了深深烙印。他也深深知道，富室豪霸挟持勾结官府欺压小民给国家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不奢望上古三代的井田制，他甚至知道，眼下形势连均田制也无法推行，北国固然荒野连天，而在江浙财富之区则是富室相望，田连阡陌。他必须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综观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在坚定地为建设一个理想而又可行的小农社会而果决地行动。
使北方百姓在垦荒过程中得到一块土地并不困难。洪武三年（1370）设立司农司，推行计民授田，规定无田者每户授田十五亩，蔬菜地两亩，有力量的不限此数，要求先分配靠近府州县城的田地。这实际是规定最低垦田数，百姓们粗耕而占有的当不止十七八亩。移民开垦的地区，也是计口授田。据保留下来的记录，在北平的景州（景县）、隆庆州（延庆县）、保安州（怀来县）都是每户五十亩，大名府每户一百亩，南直隶凤阳府每户八十亩。大约北方地区每户占田五十亩是官定常例，这同北方屯军每分五十亩大体一致。当然，这份耕地是土地权利，同时也是对王朝纳税服役的义务。
在江浙等“窄乡”是不是也有荒田可垦，也有通过垦荒而生长起来的自耕农呢？也有的。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等府到洪武十六年（1383）还有垦荒七百余顷的年终报告，同年，山西平阳府也奏报开荒成绩显著。在苏州府太仓卫（弘治十年在卫城建太仓州），于民户中曾“见丁授田十六亩”，也应该是授田垦荒。苏州府弘治年间比洪武初年田地增长一百九十八万亩，其中吴江县、常熟县、嘉定县都有较大数额的增辟。这大部增额也应来自垦荒，也应为自耕农所占据。当然，这些地区明初自耕农的数量要比北方少得多，所占份地数额也少得多。在这里有田十亩便可称康富之家。
（二）眼里容不得富人
明朝开国后，全国多数地区蓁莽荒芜，地主大户的产业自然也破落凋零。大规模的垦荒，不仅促进了自耕农的成长，也促成了中小地方的再生。垦荒不仅是劳动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农具、牲畜、种子的投入。谁更多地掌握这些生产资料，谁就可能占有更多的耕地。国家奖励垦荒，“不限顷亩”，减免徭役赋税，便利了这些“有余力者”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占有他人的劳动。据有关记载，像河南临漳，有占田七八顷的。河南邓州有拥有棉花地一千亩的，在北平布政司事同一律，“富家隐藏逃户，辟地多而纳粮少，故积有余财而愈富”。像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这些老根据地，荒地很多，元璋又有“亏了五府供给，永远饶了他税粮”的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