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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18部国产献礼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影片无论是题材筛选，还是演职员阵容，无论是创作方向，还是艺术价值，均代表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其中大多数影片已经成为不朽的中国经典名片。但由于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艺术品，一些影片的选材尽管在突出和强调多样化方面精挑细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这些银幕胶片渐渐失去了原来应有的光泽。比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一片，因为把其政治背景尽可能地推到后台，而着重描写几个家庭和妇女生活的关联，而在众多泛滥成灾的“大跃进”片中脱颖而出，把本来定下的同样是彩色片的《钢铁世家》给替换下来，当时围绕着究竟是上《万紫千红总是春》还是轻喜剧风格的《今天我休息》而在上影厂领导班子中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因为同样是以“大跃进”为背景但在全片几乎是看不到这种浓烈的政治运动的氛围，而且是以喜剧色彩的笑料和爱情的主线来贯穿全片，来热情赞扬好人好事的社会新风尚，雅俗共赏的通俗化套路，更能贴近普通老百姓对传统电影形式和情节发展的欣赏习惯，而由于后来明文指出要求上报的“献礼片”必须是彩色片，这样，《万紫千红总是春》就占了一个大便宜，这样的例子同样也发生在长影厂拍摄颇受圈内人器重和一致看好的《战火中的青春》的身上，无论是从艺术成就还是题材故事都比之逊色的《笑逐颜开》鉴于抢选一步的彩色胶片，意外入选献礼片的行列。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建国十周年庆典的18部国产献礼片（2）
至于被称为中国电影农村题材的扛鼎之作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献礼片中的独占鳌头，也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小故事：当时在1958年“大跃进”风头正猛的时候，苏里导演看中了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写的这个本子，几番游说推荐厂里能够开拍，但考虑到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厂领导并不看好，只是被苏里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再加上他执导的《平原游击队》名声在外，确实给厂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同年他已经完成的《红孩子》在审看后也反响不俗，于是便勉强同意，但当时彩色胶片的指标已经用完，苏里自从执导影片以来，还从来没有导演一部彩色片，所以，他想方设法又一心想拍摄个带“色”的来，最后只好用已经完成的其他彩色片的剩余胶片来完成，但全部样片洗印出来送审后，得到电影局领导的一致叫好，但由于“伊斯曼”和“阿克法”两种不同的彩色胶片，完成后的样片偏色厉害，色差严重，直接影响质量，电影局明确指示，此片可做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备选节目，为了保质保量，影片有过半镜头需要进行重新补拍，厂里破例申请购买进口胶片，以影片完成中的两种胶片镜头为多者为主，又重新赶回山西汾阳外景地，进行了二度拍摄。
另一部闻名遐迩的中国经典名片《五朵金花》之所以能够顺利问世，则是夏衍的一大功劳，当时在几经反复确定18部献礼片时，夏公就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总是一种题材，要合理搭配，要‘百花齐放’嘛，我看可以搞一个轻松活泼的喜剧片，来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新成就，这样不是很好吗？”云南颇有才华的赵季康、王公浦夫妇的“神来之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起先这个文学剧本的原名叫做《13朵金花》，因要表现的人物太多，不可能每一朵“金花”都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感觉，所以，夏公又为此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好建议，重新集中人物，调整情节，更名为好记且更为精彩的《五朵金花》，由于这部影片为最后确定，故此在当年底才拍摄完成，并于次年的春节过后才公开放映。此外，八一厂的《海鹰》由于是善于用情的严寄洲执导，他拍摄出来剧中俊男靓女的王心刚与王晓棠吉普车飞驰、海边拥抱抒情等一些场景的恋爱戏，都被认为有损我军指战员的正面形象而遭遇剪刀，而《战上海》中的许多战斗场面，也被荒唐地认为是宣传了“战争残酷论”被迫删减。
总之，这样一大批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以及“明星效应”于一体的新片集中展映，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主题、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和丰富多彩的各类题材，真正以电影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普及艺术形式，达到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目的，这些主流影片在全国广大观众当中，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并引发出强烈的共鸣。短暂的24天里，观众高达1。2亿人次，随之，这些影片拆散分开，陆续到各中小城镇和工矿、农村、部队等广大区域中放映，观众量更是猛增，综观1959年全年，全国观众人次突破40亿，比狂热“大跃进”运动的头一年所“浮夸”的30亿人次，还要“货真价实”地增长了1/3。
1959年11月2日，文化部、中国影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庆贺“新片展览月”的成功。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在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电影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建国十周年大庆，特别是中国影坛上真正的“百花齐放”，被史学界称之为“难忘的1959”，而被载入史册。
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献礼片”，还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堂而皇之地阔步走进了国际电影市场，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和各国观众的喜爱。《五朵金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18部献礼片的最后压轴之作，于1960年的春天，在全国隆重放映，并于同年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担任主演的杨丽坤荣获了“最佳女演员”的“银鹰奖”，王家乙同获“最佳导演”的“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亲自前往埃及，领此大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石联星主演《赵一曼》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为自由而斗争奖”的“最佳女演员奖”、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王晓棠和达奇主演的《边寨烽火》荣获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之后，杨丽坤在世界影坛上获得的第三个“国际影后”级的殊荣。同时，《五朵金花》自1959年起，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隆重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流光溢彩的新中国“22大”明星（1）
岁月流逝的是旧痕，脑海铭记的是永恒。经典电影、著名影星的影响力、感召力，一辈子、一代代，生生不息，永志不忘，那曾经熟悉的面容，那曾经熟悉的情节，还有那曾经储存在记忆深处清晰不忘的电影故事，在不同年龄层的影迷心中，演绎出不同的华彩和凄厉、哀愁和美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1961年6月，新侨会议重要讲话以后，周恩来总理在6月22日这一天，又约请夏衍、陈荒煤、于伶、司徒慧敏、崔嵬、田方和各地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等30多人，到中南海西花厅进行座谈。开饭之前，大家和总理进行着轻松愉快的讨论，围绕着文艺界、电影界在近期出现的一些好作品，总理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事，郑重地对大家说道：“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夏衍同志，你考虑考虑。”这就是从周总理的口中第一次提到了有关电影明星的新概念和新问题。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周总理亲自同与会代表夏游香山。在香山的最后一天，周总理又和大家玩了一天，有关建立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再次被周总理慎重地提起。由此，身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的夏衍倍受鼓舞，带领他的一班精兵强将，立竿见影地迅速行动起来。周总理亲自倡议的优秀影片、优秀演员的群众参与评选的全国性活动，也于1961年就开始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选、投票形式，拉开了一年一度全民参加评选拔尖影片、演员和各类项目的帷幕。
随后，四大电影制片厂纷纷把候选名单送到总理的手中进行审核，最后由文化部统一确定。周总理对这“22大明星”逐一挑选，主要突出新中国影坛的老、中、青演员队伍，并结合当年度轰动一时的影片中的剧中人的扮演者最后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的祝希娟等22人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22大明星”。
在这里颇为遗憾的是，早在“满映”时期就曾经步入影界的长影厂蒲克，已经是一位主演和参加影片最多、资格也最老的老演员，因为加入日本统治时期的“满映”，在当时是他在政治上难以通过的最大污点和障碍；曾在五十年代末《上海青年报》举办的“全国十名优秀演员评选活动”中荣获第五名的著名演员赵联，因为北影厂的名额有限和青年演员过多，再加上要综合四大电影厂的人员比例，他与“22大明星”擦肩而过。所以，四大电影厂中上报的上影厂的韩非、康泰、王蓓；长影厂的蒲克、郭振清、印质明；北影厂的赵联、秦文、李长乐；还有八一厂的刘季云、高保成、张勇手等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