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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队把我们从雅
加达载送到昔日的荷兰总督避暑胜地茂物，一路上由电单车开路，接着续程到万隆。
从万隆，我们乘总统的双螺旋桨私人专机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专机是苏联政府赠
送的礼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机还大。机舱通道上方的时钟早已停在
那里，动摇了我对苏联科技和印尼保养工作的信心。连总统专机上的时钟都能发生
这种事，引擎零件又会是如何呢？
在离开前，我和未安达总理就贸易与文化事项发表了联合声明。从他在雅加达
机场迎接我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们俩进行过几次会谈。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
于，受过高深教育，脚踏实地，但对国家面对的难题却感到无能为力。每次会谈都
同他谈了很久，有时是用印尼语。有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指出，印尼很幸运，有
极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他哀伤地看着我说：“真主是保佑我
们的，但我们却跟自己作对。”我觉得像他这么坦白又有诚意的人，跟他交往应该
不成问题。离开印尼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会讲马来语，对他来说
比较像个印尼“土生华人”，而不是移民当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当地社会，满口
华族语言的华侨。
然而随着经济每况愈下，苏加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冒险行动。为了维
持他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他委任头脑精明但有机会主义思想的苏班德里约博士
为外交部长。1963年，苏班德里约经常趁过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会晤。马来西亚即
将诞生之际，他开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并排坐在政府大厦办公室的沙
发上，轻拍我的膝盖，然后把手伸向窗口挥了挥说：“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楼大厦，
全是用印尼的钱盖的——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
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纠正这个问题。”所谓“走私”，苏班德里约是指印尼
商人从新加坡出口货物，从而逃税和避开外汇条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
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对于他立志要接管新加
坡，我不敢掉以轻心。
1965年我们独立时，正处于印尼跟新马“对抗”的时期。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
里约以立即承认新加坡为饵，开出会使新加坡冒犯和触怒马来西亚的交换条件，企
图利用新马之间的矛盾，兴风作浪。数周后爆发了9 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
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局势就此出现转机。苏哈托在海陆
空三军和警察部队里都有效忠于他的将领，在这些司令率领的部队支持下，他向占
据总统府和一座无线电与通讯中心的叛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乖乖弃械投降。这
股武装力量所显示的威力，把叛军都吓跑了，政变就这样结束。苏加诺言活权力被
剥夺当时我们并未觉察，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数名印
尼高级将领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害，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
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
力。苏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这出戏，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戏一样。这是一种把
木偶的轮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的表演。这出幕后戏编排得那么谨慎周详，
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犹如抽丝剥茧，以致我们好一阵子都看不出苏加诺的权力已
经逐渐转移到苏哈托身上。这样过了半年多，苏哈托没有立即把总统轰下台，而是
以总统的名义行事来维持门面，暗地里却逐步把大权揽到自己手里，清除苏加诺身
边的亲信，削弱他的地位。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看不出政策有
什么转变。1966年3 月，苏加诺签下一纸总统政令，授权苏哈托将军采取一切必要
步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到这个时候还不敢肯定苏加诺已经出局，他那股足
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2 月，苏哈托才由人民协商会议
正式推选为代总统。
1966年6 月，苏哈托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足以同时结束印尼跟新马之间的对
抗状态，双边关系则还要一段时日才恢复正常。印尼随即在We年6 月和7 月间，派
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然而这个动作主要在于宣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8 月
间我们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回访。直至有了所谓的“1。5 亿元和解”，新印两国才
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们答应初步提供这笔私人商业信贷给印尼贸易商，并允许
印尼国营银行“印尼银行”重新在新加坡开业。我们同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双边贸
易，对方则重新开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只使用。印尼也答应在修订国内法律后，
允许新加坡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承诺迟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实。（那些在
印尼成功开业的新加坡银行却倒霉了。进入1997年，还不到6 年时间，它们就被印
尼金融危机拖累，贷款能否收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迷宫般的政体基本的障碍使新、印关系不容易恢复：政治、安全和经济课题上
的误解，还有领海分界、海上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称为“走私”的
活动，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却完全合法，我们不可能当他们的海关人员。
我们无法完全认清他们，结果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迷宫般的政体。
有好几年时间，新、印外交关系的进展非常缓慢，丝毫谈不上融洽。印尼老爱摆出
一副老大哥的姿态。1968年3 月，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侨民发表演讲时透露，他
已向我做出保证，1971年英国撤军后，印尼会随时准备保护新加坡不受共产党入侵
害。他说：“我们将保护他们（东盟区域的2 亿人口），即使来袭者是成吉思汗。”
马利克在结束访问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用字就比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
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现有联系。”数月后，在1968年10月中旬，
我们吊死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队员，新、印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人于1964年在乌节
路汇丰银行分行门前引爆炸弹，导致3 人丧命，因而被判处死刑。印尼的反应比我
们所预料的激烈。400 名身穿制服的学生，闯入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和大使官邸，
掠夺洗劫一番。使馆外面站岗的印尼军队偏在这个时候自动消失，不知去向。外长
马利克吁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声言不想向新加坡进行报复！要求全面抵制船运和贸
易活动，重新检讨双边关系的呼声此起彼落。对新加坡的电信服务也中断了5 分钟。
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
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可是到了10月底，
事态发展似乎渐趋平息。马利克公开警告，切断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对印尼有害无
益。他针对印尼海港设施条件恶劣的情况说：“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
接着又表示不希望这场争执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的和谐，担心印尼的国际形象
会受到打击。此后，印尼局部解除了航运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销。11
月底，印尼国会一个3 人代表团奉命到新加坡访问，务必使两国“冰释前嫌，既往
不咎”。
两国关系解冻得非常缓慢。1970年7 月，我们委派李炯才出任驻雅加达大使。
朋友之间称他为KC的李炯才，语言能力很强，印尼话说得很流利，对印尼文化艺术
也有浓厚兴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与苏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级将领打交道。
他们都想多了解新加坡，并发现李炯才是个友善而交游广阔的中介人。慢慢地，他
和这些将领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同年9 月，我跟苏哈托在卢萨卡不结盟高峰会议上初次碰面。过后我到他下榻
的别墅拜访，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先说些轻松打趣的话，然后讨论就柬埔寨局势和
越南问题所该采取的立场。他征求我对美国介人越南事务的看法，耐心聆听我的分
析。我说，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
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
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
些不谋而合的见解。作为开端，这半小时的短暂会晤还算不错。
1971年4 月，苏位诺。胡马丹尼少将来新加坡同我会面，这可是一大进展。他
相信超自然现象，是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
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
才做出决定。我和胡马丹尼用印尼语交谈了一个小时，虽未涉及什么重要课题，但
是替将军做笔记的助手告诉李炯才，将军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我为人
“强悍、势利又傲慢”，结果发现我其实是个“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 月，就在胡马丹尼访新一年后，印尼国家安全局局长苏米特罗中将，
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静悄悄地前来进行私下访问，印尼驻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
不希望印尼外交部获悉自己为总统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苏米特罗开门见山地用英
语和我交谈，表明苏哈托希望确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0 而且要听我
亲口说出来。
他阐明印尼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