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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达·芬奇密码》在象征性符号中看到了“加密的启示”，这些符号，在它们被雕刻的时代，应该被所有人理解为简单的装饰性元素，或者某种图形化的教理。尽管其中一些象征符号只能被一位精英读解，但它们也被纳入到它们与异端毫无关系的一个传统中。
瓦匠和共济会
另外，丹·布朗把瓦匠师傅和共济会会员搞混了。瓦匠师傅们建造了中世纪的教堂。他们是建筑工人。共济会的出现则晚得多，是在18世纪。这是一个传授奥义的宗教组织。共济会多多少少与瓦匠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他们的行会有关（尽管几乎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这种传承），它们是从11世纪起，围绕着大型王家的建筑，因此也围绕着圣殿骑士兴建的骑士封地、教堂而创立的（这可能是我们在骑士和共济会之间可以建立的惟一的联系）。这些建造者们（瓦匠们）形成行会，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宗教理解和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他们来到一个工地时，他们就建起自己的“工棚”①，即生活和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操作型共济会”②，拥有非常复杂的知识的行业团体（例如建筑业）。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工棚逐渐落伍了。于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瓦匠就想出个主意，让教士、有产者、学者、“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工棚。大家把这些新入棚的人称为“被接纳的瓦匠”。工棚变成了某种俱乐部，行业中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此聚会，交流思想。在英格兰，萌发这种演变主要与皇家协会（类似于科学院）有关，而艾萨克·牛顿就是皇家协会的成员。共济会保留了等级（伙计、师傅），也保留了行业协会的工具，但只是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出现。因此木槌和凿子（用来对石头做粗加工）表示自己要从事的工作，角尺是公平的图形，圆规表示真实（如今在共济会中仍然使用）。这就是“纯理性”的共济会的起源。其第一个地区总会于1717年在英格兰建立，相应的总会也在爱尔兰、苏格兰、法国建立。但是，从“操作型共济会”到“现代的纯理性共济会”的演变仍是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专家们对此还在争论。
多说这些话是为了解释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瓦匠们的印鉴”并不让人吃惊（也是因为丹·布朗没有明确说）。这并不表明我们是在一个异教的宗教场所里。一些土木工程的符号（角尺、圆规）过去有时也被“施工的瓦匠”刻在石头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些标记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仅作为一个行会或者个人的签名，这些泥瓦匠的符号后来被纯理性的泥瓦匠们搬了过去，有时被安放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建筑物上。例如，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厦内，我们就能看见嵌在天平上的“上帝的眼睛”。在三角楣上，两个女人环绕在寓意宪法的图案边上，一个拿着三角尺，另一个拿着圆规，就像弗朗克·马松在《巴黎共济会之旅》一书中所记载的。为了得到七十七个包含“可能是”共济会的符号的建筑立面，他在四年中考察了四万个建筑立面！其实，就像他本人也在思考的那样，这真是共济会的符号呢，还仅仅是一些19世纪常用的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特别是建筑艺术的符号（参见《金字塔的诅咒》一章）。
共济会会员还收回了他们的瓦匠“兄弟”建造的教堂里的一些象征符号，但这次是为了用在他们自己的殿堂和总会的仪式中。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常常把共济会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国。这里包含着带偏见的历史观点。我们就拿里昂做个例子，因为它被看作“共济会的大本营”。在如今仍被遵从的七个宗教仪式里，就有两个被加密。如1778年，由让…巴蒂斯特·维莱尔默兹（Jean…BaptisteWillermoz）传播的改良的苏格兰教规（在这儿，不但有苏格兰的影响，而且还有“苏格兰主义”的影响，受圣殿骑士团影响的宗教仪式）。还有埃及的共济会，这是1784年由著名的占星家卡廖斯特罗①（Cagliostro）提议创立的。让…雅克·伽布在《术士的和神圣的里昂》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的里昂，共济会和教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许多的神职人员都进了共济会的俱乐部。”
法国大革命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会与共济会的关系变得糟透了。教会反对共和派的价值取向，而许多共济会会员却要求成为自由派思想家。（在里昂也一样，属于社会主义…共济会的市长打算关闭Fourvière教堂！）后来，两者关系有所改善。在历史上，教会和共济会冲突最激烈的国家就是法国。
罗斯林礼拜堂（3）
总之，在一段时期，教会与共济会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原则上的激烈对抗，原来教堂中瓦匠们的象征性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后来成为共济会的符号。
我们在《达·芬奇密码》中读到兰登教授的解释，在罗斯林礼拜堂祭坛的背部，“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圣殿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左边）那根柱子被称作波阿斯——又叫石匠之柱。另外一根柱子，被称作亚钦——或称作学徒之柱。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由共济会建造的神殿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P？郾414）。这就是兰登教授想证明罗斯林礼拜堂是一座“共济会的殿堂”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钱不值的证据！也是弄错了年代的典型的例子。兰登教授所说的两根柱子是《列王记》中提到的（那里有对所罗门圣殿的惟一描述）。波阿斯真正的含义是“力量”，而亚钦的意思是“他将建立”（从两个词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雅赫维将建立他的永久的统治”）。
中世纪的瓦匠和建筑工人们非常了解经文。他们受神学家的指挥，神学家一丝不苟地监督他的工程，他们同时也受自己信仰的指引。对他们来说，建筑是一门神圣的手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略知一些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定理，以及后来的炼金术的学说。因此，在中世纪的，包括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堂里，人们都看到了所罗门圣殿的这两根柱子。如今在共济会的殿堂里，在一个柱子前安置学徒们（刚刚入会的那些人），在另一根柱子前则是伙计①（不是兰登所说的师傅）。
总之，罗斯林礼拜堂并非《达·芬奇密码》所描述是象征符号的大集市，或者其他的什么“历史轮回”的建筑物。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自《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群的游客到这里寻找丹·布朗所说的大卫之星。它是一条想象的线，据说以看不见的形式（只能如此！）穿行在礼拜堂的六根柱子之间。没关系。但是一些游客坚信这颗星的存在，并且不厌其烦地到罗斯林礼拜堂的各个角落搜寻。
罗斯林礼拜堂（4）
维莱特城堡和丑闻不断的索菲
漂亮的索菲
离开苏格兰前往巴黎之前，让我们到迷人的维莱特城堡歇一下脚，它坐落在巴黎以西三十五公里处，与凡尔赛宫相邻。在《达·芬奇密码》中，他属于那位不遗余力寻找圣杯的英国人雷·提彬。丹·布朗为什么选择维莱特作为他那位博学的英国爵爷的府邸呢？因为不断造访丹·布朗的世界，我们也各处寻找加了密的符号，隐藏着的答案。总之，转换！
我们朝着建筑走，其设计出自弗朗索瓦·芒萨尔（Fran？觭oisMansart）（维莱特不是像丹·布朗写的那样建于1668年，因为这位著名建筑师死于1666年）之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丘上，是15世纪的一个城堡主塔的位置，两边是缓缓的小山。右侧有一幢建筑，那里有一个压榨场（在法国，如此古老的压榨厂如今只剩下两座）。《达·芬奇密码》中凶神恶煞的雷·提彬就把他的电脑和间谍器材藏在那儿。园子非常漂亮，有层叠的水池，排水口，两个喷泉，周围有两座雕像——斯芬克斯。看啊！在山顶上，人们发现一座方尖碑。看啊！看啊！狮身人面的神秘怪兽和法老时代的埃及遗存在《达·芬奇密码》中有其重要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丹·布朗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的故事情节放在这里吗？这种解释实在微不足道。
这个地方和它的主人的历史或许将给我们一个关键答案。住在这里的是玛丽·路易丝·索菲·德·格鲁希，城堡主人侯爵的女儿，帝国元帅埃玛纽埃尔·格鲁希——也就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没有等到的那位元帅——的妹妹。1786年，在维莱特城堡，索菲嫁给了科学院终身秘书孔多塞①（Condorcet）侯爵。一位并不那么著名的拉斐德侯爵②，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这场基于利害关系的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索菲·德·格鲁希当年二十二岁。她是伏尔泰、卢梭迷恋和爱慕的女人。拉斐德也暗恋着她。据说，他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是为了忘掉这段伤心的爱情。后来，漂亮的索菲在当时的报纸上绯闻不断。
法国大革命后，她和伽拉议员有段不清不白的关系。她留下了一些激情四射的色情书信。但是，您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达·芬奇密码》中爱情和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占很重的位置。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女警察和男教授，时不时地在书中对“神圣婚姻”发一番议论，但是，仅仅在结尾的几页里交换了一个贞节的吻。这是一条假线索。
革命的侯爵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