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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
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
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
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
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
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
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
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有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
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
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
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人和融人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
阳前进。忽然之间……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
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我们携起手来，
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
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
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
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
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
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摈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
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 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
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革命者心爱
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 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
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
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 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
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了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人证制度的限制。
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
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
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
生代表针对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
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
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
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
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
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
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
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
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
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书记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
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
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
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
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
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
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
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
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
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
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
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
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
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
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
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
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
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作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 字样的地方，划掉
“苏联” 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
要“祈求宽恕过失”。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
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给他们增
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
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
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
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
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
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
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
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 和五年
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
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
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
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
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
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
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
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
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第四章 初试锋芒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
了。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