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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
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
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
少而已。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
照顾孩子，实在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
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
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
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
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
1978年4月15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
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
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
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
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夫罗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
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
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
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
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
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
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
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
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
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
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
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
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
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
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虽然命运在我那一
生的朝霞时期，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
忘记：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我爱高加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
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
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
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第六章 在老广场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
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
隔绝” 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
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
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
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
迁人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
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
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
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
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
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
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 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
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
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
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
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
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
懂得“宫廷” 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
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 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
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
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
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
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
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 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
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
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
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
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人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
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
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
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
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
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 “日常琐事” 推给组织
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
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 的威胁。后来，
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
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
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
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 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
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
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
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
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
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 听起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