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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
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
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
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
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
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
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
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
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
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
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
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
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
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
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
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
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
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
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
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
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
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
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
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
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
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
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
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
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
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
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
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
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
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
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
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
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
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
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没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
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
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
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
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
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
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
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
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
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
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
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
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
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
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
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
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
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
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
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
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
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
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
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
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
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
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
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
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
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
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
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