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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
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 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
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
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
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
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
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
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
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 契尔年科匆匆
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
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 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 契尔年科挖苦地补
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
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
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
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
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
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
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
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
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人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
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
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
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
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
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
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
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
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H．萨温金对
我说，是A．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 萨温金
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
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
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
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
头鸟啊！” 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
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
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
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您知道
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 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
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
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
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 到了公开陈
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
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
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
仅仅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 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
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
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
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
的动力。”
“你真聪明，” 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
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
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
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活口……
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
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
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
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
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
是你欠债…… 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
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
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
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
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
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
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 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
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
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
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
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
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f．M．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
心：哪怕以“压缩” 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
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 （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
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