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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