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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
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
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
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
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
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
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
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
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
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
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
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
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
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
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
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
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
《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
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
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
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
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
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
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
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
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
《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
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
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
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
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
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
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
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
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
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
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
《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
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
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
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
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
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
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
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
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
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
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
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
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
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
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
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
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
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
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
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
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
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
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
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
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
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
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
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
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
“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