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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
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
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
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
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
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
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
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
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
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
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
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
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
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
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
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
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
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
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
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
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