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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
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
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
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
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
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
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
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
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
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
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
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
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
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
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
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
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
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干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
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
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
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怀
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
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
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
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
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
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
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
1989年11月1日，应克伦茨的请求，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他。我们一致认为，把国
内政治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实际上许多问题
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当然已失去
了许多时间，但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发现，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
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
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
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
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
心。
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
科尔的“10点”
在这个关头，要求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别冷静，在行动上要富
有责任心。德国的事态在全欧洲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苏联。赫尔辛
基进程的命运发发可危。
我并不认为，科尔总理于11月底发表他的“10点”是对政治局势“挑战”作出
的适当的回应。这份文件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意外，就连联邦
德国外长根舍也感到意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而且不仅仅对德
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竟然服从了竞选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单方面加强统一进程，只能对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推波助澜，
并破坏欧洲的局势稳定。因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尔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向我
保证说，联邦政府很清楚由于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将小心谨慎
地行事，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和我们磋商。为了弄清楚这“10点”是在什
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们的通话内容摘录片断如下：
“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
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近
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
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
我们两人的看法竞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作出历史性的决
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
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
实际上是最后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
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
（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
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
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
人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
“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
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
的乐曲，子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
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
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
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
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
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椎动这些进
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
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
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
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
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像的力气。
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
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
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