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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
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
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盟政府弄得
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盟政府失去了足够
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
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
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
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盟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
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
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
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
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
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
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
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
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
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
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
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
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
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
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
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
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
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
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
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
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
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
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
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
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
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
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
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
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与营私
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
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
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要干净许多。
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人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
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
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
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
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种种计划最
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
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
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屏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
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
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
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
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
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
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
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
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良久之后才承认，协议
“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
就在当时，2月份，A．H．季贾科夫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
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
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
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
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
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
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
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我和助手们讨论了
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
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
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连结在一
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
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
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
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
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
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
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
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
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
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强奸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
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
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
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
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作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
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
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
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
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历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
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钛”。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
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
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