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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
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
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
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
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
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
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
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
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
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
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
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
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
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
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
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
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
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
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
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
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
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
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
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
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
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
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
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
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
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
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
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
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
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
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
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们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
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按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
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
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
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
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
哈萨克基坦）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
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
％。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
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
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
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
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
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
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
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
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
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
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
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
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
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
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
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
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
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
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
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
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
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
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
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
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
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
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塌，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
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
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
这种内斗所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
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
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
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
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
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
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谬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
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
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
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
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
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
带将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