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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亨利·福特满面笑容地和儿子爱德塞也来出席聚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瓦伦丁把一封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写给爱德塞的推荐信递给了爱德塞。
“我和妻子刚接触艺术不久，需要有人指点，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爱德塞读了朋友的推荐信，对瓦伦丁坦诚地说。瓦伦丁欣然答应了爱德塞的要求，就这样，他成了爱德塞家中的常客。
就在这年冬天，底特律艺术委员会通过了瓦伦丁的提议，任命爱德塞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为了表示对这一任命的感谢，爱德塞将一块几百年前的波斯地毯赠给艺术学院。在瓦伦丁的影响下，爱德塞夫妇开始有计划地收购一些珍贵的艺术品，为他们自己，也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为此，1926年的欧洲之旅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收获——除了为新居采购了大量艺术陈设外，还买到了一幅真正的名作——弗拉·安吉列科的《天使报喜》。
“这简直太好了！”爱德塞夫妇一回来，就请瓦伦丁前去鉴赏这幅珍贵的作品。画面上，温柔美丽的圣母玛丽亚正忐忑不安地听着天使向她宣布耶稣基督即将诞生的消息，整个画面人物丰满，色彩明快，特别是对光线角度的运用，体现了艺术大师深厚的功底。这幅名画在当时花去了爱德塞不到一万美元，而在数十年后的一次艺术品展览会上，根据专家评估，其价值已经升到几百万美元。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励了两个刚涉足艺术天地的年轻人，爱德塞和妻子从此把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他们为瓦伦丁的艺术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赞助，并且捐赠了许多艺术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默默无闻的底特律艺术学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北美六大博物馆之一。1930年，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的头衔授予37岁的爱德塞，取代了任期届满的瓦伦丁。
爱德塞不仅有收藏艺术品的爱好，而且对艺术的理解还有独到的见解，在如何对待墨西哥画家迪亚哥·利维拉的问题上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利维拉在1930年时就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闻名于欧美艺术界，然而他也是当时艺术界最引起争论的人物。原因很简单，此公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墨西哥革命的狂热鼓吹者。1927年：利维拉曾作为苏维埃俄国的嘉宾为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作品，还在俄国生活了半年的时间，后来又与因为同斯大林争夺权力失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成了好朋友。自称是“人民的画家”的利维拉最擅长在大型公共建筑物上创作体现现代意识的纪实性壁画，特别是工业壁画。他的得意之作是在故乡墨西哥为教育部大楼创作的一组巨型工业壁画。其中一幅名称为《资本家的聚会》，画面上是美国经济的三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J．P．摩根和亨利·福特，他们被画家用画笔聚到了一张餐桌前，共进午餐，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932年4月，利维拉夫妇应邀来到正陷入大危机中的底特律，瓦伦丁请他们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大楼创作两幅工业壁画。此事已经由艺术委员会讨论并通过，爱德塞全力支持这项计划，并愿意为此提供一万美元的资助。
原计划中的绘画是两幅，一幅描写底特律城的城市发展历史，另一幅描写的是该市引以为荣的汽车工业。但是，当利维拉来到鲁日河畔写生、寻求创伤灵感的时候，烟囱林立、机器轰鸣、车水马龙的福特工厂深深吸引了这个貌不惊人的画家，他决定单独为鲁日工厂创作一幅作品。
在爱德塞的极力推荐下，亨利·福特夫妇在光明巷的住所宴请利维拉夫妇，欢迎他们来到底特律。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觥筹交错，宾主相见言欢，气氛十分热烈。
“请问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酒席宴间，容貌艳丽、身穿墨西哥传统服装的利维拉夫人，突然向亨利·福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时间，亨利夫妇、爱德塞夫妇和瓦伦丁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爱德塞的心中暗暗叫苦，因为老福特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在底特律，甚至在美国都是出了名的。在老福特看来，说某个人是犹太人就意味着骂他贪婪、愚昧、无知、唯利是图。所以当年老福特在对爱德塞的好友坎茨勒忍无可忍时，就让索伦森和莱布尔在工厂到处散布谣言，无中生有地说坎茨勒是犹太人。而此刻利维拉夫人如此提问，恐怕是要惹事。
老福特的脸上先是带着一种惊讶的神色。他放下手中的刀叉，认真地看了看这位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的美丽女郎，脸色逐渐缓和下来；然后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并不是犹太人。爱德塞赶紧介入，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宴会的气氛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饭后，宾主又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69岁的亨利·福特走到迷人的利维拉夫人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挽起这位异国美女的纤手走进了舞池，汽车大王娴熟的舞步令在场的人赞叹不已。
在临别的时候，亨利·福特告诉利维拉，为了纪念今天的聚会，他和克拉拉决定向利维拉夫妇赠送一辆“林肯”牌豪华轿车。
“我非常感谢您和夫人的好意，福特先生，”面对主人的盛情，画家说，“可是这种车对于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奢华了。您如果换一辆普通的福特车给我们，那么我们将会很荣幸地接受您的盛情。”福特答应了客人的请求。
“利维拉夫人真是个美人！”送走了客人，亨利·福特对爱德塞悄悄说，“而女人只要有了美貌，那么她的许多缺点和唐突都是男士们乐意原谅的。”
正在一边和儿媳埃莉诺聊天的克拉拉也不知是否听到了丈夫和儿子的悄悄话，向老福特狠狠瞪了一眼。
1932年5月31日，利维拉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他的壁画覆盖了艺术委员会大楼的几乎每一寸墙面，一幅画描写的是正在生产汽车发动机的美国普通工人。这些人的人种包括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高加索人，工人们冷漠的面孔和闪濯金属光泽的机器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另外的一幅画则描写了鲁日工厂的生产情景：把整个画面串联在一起的，是福特的生产流水线，福特的监工、工头和设计师们个个是一副冷酷的嘴脸。至于广大的工人，则完全沦为机器和流水线的奴隶，他们彻底拜倒在现代社会的上帝——机器的脚下。为了体现出工业既带来成就也带来和平这一主题，利维拉把象征和平的客机和医学研究，象征战争的轰炸机和化学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家为了表示对爱德塞的感谢，采用了历史上许多画家曾经采用过的方式——把爱德塞画进了壁画当中。在第二幅画的一个角上，出现了爱德塞的面孔，这个底特律的艺术保护神眼睛里透出的是忧郁，嘴角边流露出痛苦，他望着上方的画面，似乎在思考，又像在期待着什么。
“我的上帝呀，这样的作品恐怕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瓦伦丁担心地说。
几天之内，底特律有数万人参观了这些作品，舆论界立刻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企业家和上流社会的成员一致谴责利维拉的作品，认为在如此高雅的地方映入公众眼帘的是这座城市的污点和丑恶，这是对底特律城的公然诋毁。普通阶层人们的反应只有一个——触目惊心，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在这座繁华的城市背后隐藏着的罪恶。而工人们则通过这一作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体会到了集体力量的强大。后来一位作家在为福特家族作传时对这件事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受资本主义之子的委托，利维拉的壁画原来是无产阶级觉醒前的一次演习。”
“这会使整个城市失去宁静！”
“平民和工人会透过这样的作品看到莫斯科上空的红星！”
在一片谴责声中，对这幅作品感到最满意的是新崛起的工会组织，它们往往定期把新发展的会员带到壁画前，对工人们进行革命教育，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完成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面对这样公开为无产阶级振臂呐喊的作品，底特律的官员、企业家等阶层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演说，同声讨伐利维拉，并且强烈要求底特律艺术委员会把这些壁画从墙上铲去。
然而，对自己父亲的权威无可奈何的爱德塞却因为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对艺术的敏感而在这一问题上坚定不移。他力排众议，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我认为利维拉对底特律的观察是细致的，理解是透彻的，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本质。”正是在他的坚持和说服下，这些壁画终于得以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以其巨大的魅力给参观者以极大的震撼，其独特的创意和构思打动了所有的人，成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骄傲。
然而，利维拉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离开底特律后，利维拉来到了大都会纽约，应尼尔森·洛克菲勒的邀请，他为纽约15号大街的洛克菲勒中心设计并创作与底特律城同样规模的壁画。1933年5月，利维拉完成了画稿的设计，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工作。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利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设计更加大胆，壁画中甚至有一张列宁的画像。由于在底特律引起的轩然大波，利维拉在纽约的创作活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监视。他的画稿一经公布，就遭到了比底特律更猛烈的抨击，政界、商界、新闻舆论界、宗教界联合起来向洛克菲勒家族施压，这下子洛克菲勒终于顶不住了。于是就在5月9日这一天，正在紧张创作的利维拉及其助手被一些保卫人员从脚手架上请了下来，然后轰出了纽约城，他没有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