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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
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
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人，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
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
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
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
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
沦。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
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
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
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
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
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
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
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
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
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
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
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
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
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
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
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
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
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
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
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
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
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
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
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
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
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
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
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
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
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
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
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
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
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
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一九八四年六月改写）
军统内幕
后记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
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
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
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
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
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
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
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
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
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
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
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
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
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
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
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
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
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
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
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
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风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
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
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所能够做到
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
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一九四五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
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
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
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
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
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
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
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
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
这些。”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