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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月四十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
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
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神经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
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
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
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
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
工作，这里就不…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
对外用的化名是陈论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
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
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
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
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
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问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
她多年来一直弄不清楚我的真正身份。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常常在《女子月刊》
投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我的工作有点滴好处，我总要设法去认识接近，无形中替
我去做点事情。以后我虽然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督察和组长，经常干
绑票暗杀等罪恶勾当，但这些人一点也不清楚，我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露出半点风声。
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
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
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象是挖，
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依瞎了眼！”她才没
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
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
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
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
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
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
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
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
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
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
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
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
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
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
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
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
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
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一九三五年还是把他兔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
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
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
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
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
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
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
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
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
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
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
他从一九三二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
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
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
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作一般性的社会调
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
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
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信因
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
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一九三五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
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
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
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一九三五年后，
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
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
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
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的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们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付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
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
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
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
和偷摄的照片送到区部作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
用去一千多元活动费，动员了二十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
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他还是
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
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
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做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
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
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
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
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
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
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
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
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
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
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
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
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
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
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
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
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