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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
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
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
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
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
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
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
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
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
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
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
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
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
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
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
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
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
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顶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
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
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
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
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
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
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
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
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
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
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
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
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禹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
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
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
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
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
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
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
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
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
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
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
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
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
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
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
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
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
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
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
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
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
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
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
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
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
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
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
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
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
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
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
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
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
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
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这个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
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
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
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
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
庇。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
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
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
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
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的人就
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
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
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
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
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
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替许多大特务常常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
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
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
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
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
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
可把哪个抓走。
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
那时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