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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之后，决定不但不逮捕他，而且指示昆明组可以让他拉人去替他做工作，
以便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因为逮捕他或杀掉他，他们还得找别人来干，我反而弄不
清他们的情况，不如将计就计让他拉人进去。我当时最注意的是怕他们搞暗杀活动，
如不搞暗杀，只搞点情报，我可以编造一点真中有假、假里有真的东西给他们去骗
取信任。昆明组按照我的指示，让那两个被拉的特务去参加那个组织，随时把他们
的活动情况向我汇报，使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搞暗杀活动，
所以一直没有去惊动他们。
正在这时，我又发现有人拉拢设在我家中的无线电台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原来
是中尉，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小孩安排到我家中后，便提升他为上尉。他夫妇都是
云南人，在昆明有不少亲戚。他的一个在云南部队中工作的亲戚，拉他去龙泽汇部
工作，并提升他为少校电台台长。按照规定，军统人员不能脱离军统组织自行另就
他业，因此我就不能客气了。当我叫人搜出委派他为少校的委任状后，马上把他逮
捕，秘密解送重庆囚禁。重庆大屠杀前夕，主管清理白公馆犯人的法官打电报问我
对此人应如何处理？我回电说，把他囚禁一个时期，惩罚一下就行了，所以在大屠
杀时才没有把他杀掉。
自上海、南京相继解放之后，国民党整个要垮台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不少国民
党高级军政官员企图早点和共产党拉上一点关系，以便在解放后求得出路。有一个
叫张铿的坏分子，利用这种情况钻空子，冒充共产党的什么特派员在昆明进行活动。
卢汉手下一些高级幕僚如获至宝，都以能和他见一面为荣。这家伙也装模作样故弄
玄虚，卢汉手下的个别厅长、参谋长一类的人，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要什么便
给他什么，后来甚至向卢汉要求拨一个营的兵力给他指挥，也得到同意。我听了暗
自好笑，因为张铿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做他的部下冒充共产党，这些人当中就有
云南站特务的外围分子或运用人员。他们把这一情况早就向我汇报过，我是在等着
看他们的笑话。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从这件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卢汉和他的几个部下确有反蒋投共的打算和决心，不然不会这样饥不择食而上坏人
的当。
最可笑的是，有天晚上，卢汉的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此人不是卢的亲信，过
去是汪精卫系统的人，所以和我很好），打电话要我立刻去他家，说有要事和我商
谈。我估计可能就是谈这件事。因为我接到情报，说卢汉的亲信不让朱景暄参与同
张铿联系，所以他想利用我来对付他们。我想，如果他和张铿见了面，他可能还会
瞒着我。我去他家后，他郑重其事地叫我的卫士坐在他家楼门口，说连他家的人也
不让上楼去。他把我领到他抽鸦片烟的房内，倒在烟床上，一边打烟泡一边告诉我：
昆明已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卢汉已派了代表随同他们的人去四川联系，问我知
不知道？我说我早就听说了，没有准备去惊动他们。他便向我建议，应当从二十六
军调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他们，才能把保卫他们的一个营缴械而一网打尽。最后我
笑着对他说，用不着我派人去逮捕他们，迟早那些拜访过张铿的人会把他们抓起来
的。不久，卢汉果然发觉张铿是冒充共产党，把他们逮捕了起来。虽然这是云南解
放前夕发生在昆明的一个大笑话，但还是显示出云南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
忽明急暗的政治局势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为了便于亲自处理西南问题，梦想以他个人的所谓
威望来保持西南最后一片土地，作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争取美帝用实力援助的基
地，便由台湾飞到重庆坐镇。当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认为，过去八年抗战，
重庆始终能成为大后方，除了地形险要、兵源粮源补充容易外，还由于对这些地方
情况熟悉，易于控制，所以这时把最后一点希望又寄托在西南这个角落上。
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这还是第一次再度回到他抗日战争时期躲了七
八年的旧巢。重庆的一般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都非常清楚，重庆人民对蒋介石的再
度光临，只会更加痛恨，而绝不会加以欢迎。因为他过去许诺四川人民的许多事，
如修筑成渝铁路等，没有一件兑了现。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仍然孝敬，重庆市长杨森
等，指使重庆的帮会流氓、袍哥大爷如田得胜、石孝先、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
们的徒子徒孙和兄弟伙，来了一次号称十万帮会分子的欢迎大会，在飞机场迎接这
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演了一幕滑稽丑剧。
蒋介石当时最感棘手和最注意的，当然还是云南的问题。这时他最感苦恼的是
再也抽不出相当兵力来进行他的计划，最后只好采用所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
策来对付云南。而这次硬也硬得非常可怜，他只能命令一个比较完整的二十六军包
围昆明，并叫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整个兵团被歼灭、只身逃出包围圈的李弥，把刚刚
东拼西凑而成的第八军，和驻在贵州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一齐向昆明方面推
进。在这同时，他还把昆明对外的航空联络线予以封锁，连几架破旧的运输机和客
机也全部撤离昆明，装出姿态迫使卢汉就范。
卢汉面对这种情况的确费了一番心思。我从他的亲信副官处长朱子英口中得悉，
卢连着几天都在彻夜苦思焦虑，香烟头堆满烟灰缸，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局势
的应付很费苦心。特别是蒋介石接卢汉去重庆的专机停在机场上等着起飞的时候，
据说卢几乎通宵不眠。不去，很可能要打一场，硬打不是很有把握，况且云南地方
要遭到战争的蹂躏；如果马上宣布起义，解放军离云南还有相当路程，不能立刻得
到支援；但是去重庆，又怕蒋介石翻脸不认人。谁都知道，这人是什么好话都说得
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当卢汉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他释去疑虑，
最后特别把蒋经国派到昆明当面劝驾。
蒋经国一到昆明时，正遇上昆明学生和群众三万多人举行“反蒋反美”的大规
模示威游行。他一再问我：“云南会不会马上出问题？”我再三安慰他不会马上发
生问题，如果真的到了局面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不会等在昆明当俘虏。他最担心飞
机场控制不住，没有法子再坐飞机逃走。我告诉他，二十六军还有几辆坦克车，万
一有事，至少可以用坦克车送他离开云南到贵州去，他才放了心。
九月五日是昆明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清早，余程万便派副官接我到他的军部去。
这时，留在昆明的一些特务，都带着二十六军和云南保安司令部两枚不同的证章，
以便万一双方发生冲突时，见到二十六军的部队便说是二十六军军部的，遇到云南
保安团队又可以说是保安司令部副官处的。当我到二十六军军部时，知道从九月三
日起该军官兵便一律禁止外出，几门小钢炮也擦得干干净净，炮衣业已卸去，炮口
正对着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处，炮弹一箱箱的都搬了出来，部队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战事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当时昆明全市人民也都惶惶不安，市面上争购柴米菜蔬之风大起，家家都在作
准备，怕一旦枪响买不到东西。我特别派了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坐在朱子英家中等消
息，因周为朱的连襟，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直到九月六日，周在电话中向我报
告，卢汉已决定动身去重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人们紧张万状的情况虽然缓和
了一些，但卢的部属却又在担心，一旦蒋介石将卢扣押在重庆，昆明方面还得有一
场混乱。所以在卢去重庆的三天中，表面上是缓和了一些，而骨子里却更加忙碌。
重庆通昆明的长途电话，不断报道卢在重庆的情况。二十六军的备战状况并没有改
变，保安团也还是扼守要点，没有放松警戒。
直到卢汉于九月九日由重庆专机安返昆明，情况才马上改变。但平日活动积极
的民主人士，知道卢能安然归来，必然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来一次镇压，
因此许多人纷纷忙着作暂时离开昆明躲避一下的打算。果然，当卢的专机刚刚降落，
紧接着降落下来的另一架专机，便送来了蒋介石和毛人民所派遣的保密局西南特区
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徐鹏飞），他还带领着一大批特务。
解放前夕，在昆明所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四百多人被捕的“九九事件”，便
紧接着发生了。徐远举和大批特务由我接到我的家中后，连茶都没有喝一口，便马
上执行蒋介石当面命令他办的第一件事：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
至于早先毛人风命令我在昆明暗杀掉的几个人，则暂不逮捕，也不对他们再有什么
表示，以免使卢汉面子过不去。当徐远举和我带着特务赶到杨杰家中去捕杨的时候，
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时，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班机
飞到香港去了。徐远举急得跳脚大骂云南站人员不负责，没有做好监视杨的工作，
使得蒋介石当面命令的事没有办到，无法复命。
当特务们正在杨家抄查时，陈复光却送上门来，他是受杨的嘱托来料理杨的家
务的。过去监视过陈复光的特务一眼认出了他，便连同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同扣留，
把他带到我家中审讯。这时，西南区的特务们正在我家楼下对杨杰的副官进行刑讯。
杨的副官经受不住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在
楼上客厅里听到陈的惨叫，身上发抖，坐立不安。当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