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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朱惠清，因为过去是军统大特务，虽参加了这次通电起义，但是没有得到北京
方面的邀请，其他四十三人都将去北京。朱一个人感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万分
惶恐。毛人凤对此极为高兴，马上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
好事，应当立即向所有特务们传达。蒋非常得意地指出，说他过去向军统特务们讲
话时就说过，除了跟着他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
是一定要清算这些人过去的反共罪行的。毛人凤便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发到昆
明，我当时非常忙，没有时间按照指示向每一特务进行传达。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人风要我通知昆明各公开特务单位和云南站一些特务，集
合到王巍家中，由他亲自进行传达。他说了一大套陈词滥调，滥事污蔑共产党，对
到场的人大肆恐吓，说军统特务一定要反共到底，只能反共到底。当时许多人都信
以为真，最后还激昂地喊了几句坚决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毛初到昆明，满以为可以一帆风顺、随心所欲地进行工作，不料住上几天以后，
才知道并不那么简单。他本来只打算在昆明住几天，把工作布置一下就走，而情况
的变化出于他的意外，这才不得不继续留下去。当时使他最为丧气的是，不但在
“九九事件”中没有捕到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更没有破获一部地下电台，连最起
码的杀几个人来镇压一下都不能称心如意地办到。他虽然天天背地里骂卢汉，可是
还不得不耐心地和卢汉去周旋。
当他发觉卢的思想很动摇、没有坚决反共反人民到底的决心时，便向蒋介石建
议，应及早撤换卢汉，’至少也应当剥夺卢在云南的军权。他认为卢不可靠，迟早
必反。蒋介石当时却一直听从张群的意见，认为卢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身边的
几个要员，如徐永昌、肖毅肃以及肖化之等，也都认为从卢本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上
来看，他没有投向共产党的可能。因为卢在生活方面不但很讲享受，连两个儿子都
人了外国国籍，并且已把家眷送往香港，在国外存款很多。但毛人凤从他亲自在昆
明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却一直认为卢很有可能反蒋投共。
蒋介石以为凭自己的威望可以使卢对他忠诚到底，便于十月二十二日由重庆飞
赴台湾之前，特绕道昆明。蒋经国则先两天赶到昆明预为布置。蒋经国一下飞机，
就急于找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人，打听卢汉会不会突然变卦，也在昆明来一个
“西安事变”式的行动。我们向蒋经国介绍了当时卢所能掌握的兵力和中央在云南
的兵力，以及在云南的人民武装力量等等情况，告诉蒋，我们认为卢汉不会轻举妄
动，蒋介石来昆明，安全没有问题。随后，蒋经国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一定要等他
的专机到达昆明上空之后，才通知卢汉去机场迎接，事前千万不能告诉他，以防万
一。他同时传达了蒋介石的另一指示，说目前对卢汉只能争取，不能刺激，一定要
想尽办法把他稳住，不过同时也要马上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必要时把他干掉。他
说，蒋介石也认为卢汉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背叛。
蒋经国还一再问我，在昆明干掉卢汉有没有把握？我说，干掉一个人不是说干
掉就能干掉，特别是像卢汉这样有大权在手的人，要干就得一次成功，不能打草惊
蛇，所以需要有周密的布置和勇敢的行动人员，才有把握。他便吩咐毛人凤，我要
钱要人，都要满足要求，不能打折扣，因为这是关系到保留云南这个作为反共基地
的大问题。
二十二日上午九点钟左右，毛人风、徐远举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空军第五军区
副司令沈延世的办公室等候。蒋经国随后也来了。沈延世指挥地勤人员作好准备，
电台随时收听重庆和蒋介石专机发出的电报。
当时蒋介石有如惊弓之鸟，生怕他的行动被解放军发觉，特别害怕在空中被拦
击，所以他不敢事前透漏他要去的地方。他规定他的专机一起飞，几个大城市的飞
机场都得作好准备，不断呼叫联系，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要在什么地方降落，谁也弄
不清他的专机飞行的航线。他的专机只收听他要去的地方发出的呼叫，专机上不作
回答，一定要等到专机快要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通知那个机场作好他的专机降
落的准备。
我们一直等到快十一点还没有一点消息，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是蒋经国说一
定会来，因他昨晚还用暗语和重庆用电话联系过。果然在十点五十分，专机上发来
要昆明机场作好专机降落的准备。这时，蒋经国才打电话给卢汉，说蒋介石去台湾
时，临时决定在昆明停留一下，想和他见见面，希望他马上到飞机场来，不要告诉
其他的人。
十一点半，专机降落，机舱门刚一打开，舷梯还没有推到门口，蒋介石已站在
那里向两边张望了。他看到我按照过去规定，把左手拿报纸的大批便衣特务已经布
置在机场周围，才从容走下飞机。我们几个人跟在卢汉后面走过去向他敬礼。他只
和卢汉握了握手。对我们点了点头，鼻子轻轻地哼了几哼，以示答礼。在从飞机走
向汽车的一小段路上，蒋介石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在这里要把同地方的关系搞好，
有事多向卢主席请教。”我回答：“是。”当时我真佩服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
方面叫蒋经国要我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而当着卢汉的面又叫我有事要多向卢去请
教。那次蒋介石在昆明虽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吃了一顿午饭便匆匆走了，但此行
说明他当时对云南特别重视。毛人凤在飞机场没有和他谈话，只与蒋经国商谈了一
下。
蒋介石到过昆明以后，卢汉的态度仍没有多大改变。毛人风背地里一直埋怨老
头子（指蒋介石）越来越糊涂，听信张群的话，不重视他的意见。可是他并不因此
而灰心，他下定决心要使卢汉分担一大笔血债，企图使卢两手涂满鲜血以后，不能
再动摇，没有办法再转变，只能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
当毛人凤听说卢汉曾在昆明南屏街中央银行门前，连续枪决过挤兑伪钞的人的
情况时，便连声称赞这种作法很高明，认为卢喜爱杀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决心
要把“九九事件”中所逮捕到的人借卢的手进行一次大屠杀，既不打算解送到重庆
去处理，也不准备采用过去军统所常用的一套秘密处死的办法，而一心想借卢的名
义公开执行枪决。他最初打算把逮捕到的人枪决一半，便去找卢商谈，先试探一下
卢的意思。他从卢处回来后告诉我，卢认为杀一半太多。他还笑着说：“没有想到
这位爱杀人的朋友居然会发起善心来。”这时他决定再减少一半，杀一百多人。
为了赶忙拟定罪名进行屠杀，毛人凤亲自和保密局法官徐钟奇，从九月二十日
左右开始，连续日夜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当时被捕的那些人，不但没
有什么证据可以按照反动法令判处死刑，有的甚至连问都没有正式问过一下，便被
拟出了罪状。特别是对卢下手令所逮捕的二十多名参议员，几乎全部列人死刑。参
议员中回族首领马伯安，在狱中写的感怀诗，其中有“问罪莫须有”这样一句，便
被指为诬蔑政府、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要处他死刑。毛人风指示徐钟奇，对准备
处死刑的人，只要根据国民党的杀人法令，给他拟上一条就行，反正不给他们上诉
的机会，而是以军法从事。因此，对于准备处死刑的一百多人，每人只写了几十个
字的“罪行”，末了却都有“拟于枪决”四字。他满以为这样做就算办过了公开杀
人的法律手续，卢汉会同意他所拟的判决书，在上面批一个“可”字，他便可以公
开在昆明进行一次大屠杀。
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毛人凤第一次正式把一份判处一百多人死刑的名册，
亲自拿去请卢汉批核时，卢认为杀得太多，证据也太不充足，劝他郑重一点。毛回
来很不高兴，连着对我说过好几次：“卢这个人太不够交情，杀百把个人都这样不
肯买账。”他认为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所提出的意见不应当打折扣，所以非常
气愤。但为了达到使卢分摊血债的目的，他只好忍着性子，用讨价还价的方法，由
一百多人减为八十多人，最后甚至减为四十多人，但卢还是没有同意。卢认为既要
公开枪决，总得有充足理由，而不可草率从事。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月上旬，毛人凤因为台湾方面多次急电催他回去，实在不
能再在昆明等下去，才气急败坏地走了。临上飞机的早上，他还和我单独密谈，再
三叮嘱，说卢不可靠，要我特别注意，必要时立即执行他对我所作过的指示。他用
极为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再命令你进行制裁（即暗杀卢汉）时，你不能再不执行。
如果再和对杨杰一样，就没有法子交代了。团体的纪律，你是非常清楚的。”他这
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我再不忠实地执行他的杀人计划，便要以杀我来维持纪律
了。
毛人凤见卢汉不肯杀人，而且许多问题都使他感到不满，认为卢靠不住，如果
不先一步下手，便无法扭转云南局势，所以他决定在必要时先刺杀卢汉。他认为李
弥是云南人，又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上，可以代替卢主持云南工作。因此他在昆明
时经常约集李弥、余程万两个军长密商，劝他们两人好好合作，要以党国为重，并
一再暗示李弥可以取卢汉而代之。毛再三关照我，必要时刺杀卢汉，并对我所作的
准备工作进行过检查。
那时，我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东路八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
可以向卢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我还准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