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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队中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
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
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
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
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
原有的处长、总教官、总队长等均另派工作，并指示班本部下面不再设处，均改为
组。他除了在毕业典礼时，向学生宣布毕业后的工作任务外，并找一些平日学习成
绩好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也分别约集了留班工作的特务和宣布调职的特务进行了
一次谈话。
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班里的教官和学生都想借此表演自己的“特技”，显露
一下身手。在各种别开生面的表演中，戴笠对行动队学生李克炼的气功很满意。李
克炼能在腹部放上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不受丝毫损伤。
以后李克炼由戴提升为重庆技击班（专门训练武功的行动特务班）副主任，便是这
次看中的。在这次晚会上，朝鲜籍教官金民杰也表演了一次他的绝技。他把一个名
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
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
演喝彩，戴笠却极不满意，立刻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因此有些特务原来
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戴笠的这一指示，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他讲人道，怕把小孩弄死后活不转来；
有的则说因为有女太太们在场怕使人受惊等等。直到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偶然提
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坦白地告诉我。他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
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怕泄漏了军统特务的一套
残酷手段，不愿让人看到这些。
这个班的学生在训练期间的待遇，每月是十二元，伙食费一般吃到三四元，还
有八九块钱作零用。衣服是灰布军装。毕业后，一般是按少尉待遇支薪，都是四十
元，但提升很快。原来少数不大安心的人，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就越
干越有劲头。
工作分配情况和内部的摩擦斗争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戴笠对这为
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急待经
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一九三八
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
女生徐寄鸿等三十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
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他
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作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
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
会渗入特务去活动。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
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
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
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
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一百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
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八十多人，女生有杨
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
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
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一百名
额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
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
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
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
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
说，只好仍回临澧。
一九三八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没
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
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人，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
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
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几个人，也在秋
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了。
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
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
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
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
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
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
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
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
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棍、
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
个班的学生三十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
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
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毛洪明等十多人，
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
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
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
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
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
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
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
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
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
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
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
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
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
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
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
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
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
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
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
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
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
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
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
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
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