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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渣、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
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
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
务，连毛人风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
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
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
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
间暗中去闹勾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
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
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
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
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
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
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
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
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
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
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
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
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
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
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坐飞机摔死，他
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
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
工作。这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
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
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
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
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
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
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
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风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
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
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
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一九四七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
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
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风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
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
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
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
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
风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特训班学生的罪恶活动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
活动。这里简单的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
传，从一九四八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
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孪、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
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
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
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肯某某，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
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
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
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
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二十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某某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抗战期间，胥某某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
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他的老婆某某，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
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
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
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三百余人。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
恶活动。他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
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栗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
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
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
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
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二十多个。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
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
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
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
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
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
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
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
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
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
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
军统内幕
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组织与人事情况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
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
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
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
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一九三二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
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一
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
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
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
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
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
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一九三二年以后，才成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