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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
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时
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
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
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
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
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
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
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
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
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
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原来由张国焘主
持，改组时张离开军统，由瞿梦秋任组长，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
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风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
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
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
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技术，制造各
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伞、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
等等物品。一九四八年，又从人事处中划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
任组长，下设一二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分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和
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照样保留，专
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保密局局本部直
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四十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幕僚，
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后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
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
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对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处理了
一年多，也没有处理完。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
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用那些美式武器装备了交通警察总队之
外，还剩下不少。临解放，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
的器材、物资、武器等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
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
疆等地区为乙种站，一百一十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六十人。各地的
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
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
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
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
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省站一级大都
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
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
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
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
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
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唆；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
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候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新疆
站为余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鹊、沈醉；
贵州站为钱养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
重庆站为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
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
玉昆、翁一窥；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
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
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
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搓；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
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诸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
满站为股勉、诸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
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
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
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一九四九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
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
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
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
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
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
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民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
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
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
人风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
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
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
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风还规定
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
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
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
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
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
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
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
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
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
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
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江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
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
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
级军官。以后盾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
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
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
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
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
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
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
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
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
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
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
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
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
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