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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是怎样观察、诱骗被捕的革命人士的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是特务们很注意观察研究的问题。例如，
有的人受酷刑后，进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连流出鲜血的伤口被苍蝇爬上去吮吸
都没有感觉似的，只把两眼望着牢房顶棚，一动也不动地在思索，这样的人特务们
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有的人受刑后，回到牢房，便忙着护理伤口，想找个舒适点
的地方躺下，或把铺的稻草等垫得厚一点，等等。特务们看到这些情况，就要考虑：
这人关心受伤的地方，说明他怕痛，也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一点
的刑，使他更痛一些；至于他想躺得舒适一点，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
让他的条件更恶劣，逼他屈服。一句话，针对观察到的各种人的心理，想方设法去
对付。
“犯人”吃饭时所有的各种活动，特务们也很注意看各人的表现。比如有的人
对送来的饭菜看也不看，只是实在饿了，才胡乱吃上几口；有的人看到送来饭菜，
先摸摸热不热，闻闻香不香，专门挑点好的吃，等等。一般说来，前者难对付，后
者较易些。有的人一人牢房，什么都不在乎，不管什么地方能坐则坐能躺则躺，什
么脏东西落在身上他也不管，睡觉起来，头发也不整理一下，任它乱蓬蓬的，甚至
脸也不洗。有的人很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帽，甚至进了牢房，掉点灰尘都要掸掉。一
般说来，前者不易屈服，后者容易攻破。话虽如此说，实际上对共产党人是很难看
准的。例如江竹筠在狱中，一直是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也不乱七八糟，吃饭等
也正常，可就是什么话也问不出来，非常坚定。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讯江
竹筠，正巧我去找徐，看到了一次动人场面。那时，徐远举正和周养浩（沈养斋）
闹矛盾，毛人凤要我去调解，我专门从昆明飞到重庆去办此事。我去找他们，除他
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
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
坐在他身旁。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
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
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
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
江姐。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
下把江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就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我当
然要说。”她便厉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
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
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
了我，连你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
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
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人江姐
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江姐她那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斥责声，
一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特务们审讯革命人士，有一套恐吓的办法：让他听别人受刑时的惨叫声，看同
伙受酷刑时的苦痛。此外，还有用陪审，或杀人给不肯招供的人看；或者掘好土坑，
将人带到杭边，作出准备活埋的种种姿态等。
为了骗取被捕后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特务们还常常使用一种叫“苦肉
计”的手法。挑选精于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的样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
一块的“伤痕”，也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裳，有时还把双手反捆在背后，脚上钉着
大镣，好像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每每在深更半夜，一下推人囚禁革命人
士的牢房，进去便倒在地上呻吟。牢中难友出于同情，往往会马上来照看这位新来
的人，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成不信任别人的样子。几天之后，他故意装得十分神秘，
也显得对同房难友十分信任，趁看守的特务或卫兵不在时，悄悄地告诉别人说：
“快！快把我衣领上（或其他地方）缝着的小纸条取出来毁掉！”他借这神气活现
的表演，表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所以最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这些密藏的东
西，往往真的是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即令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也往往看不出破绽。原
因很简单，这种密件，有的是特务们从别的地下党员身上搜出来的；即使是伪造，
也是叛徒按照他们往常使用过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所以很能骗过一些人。
使用这种“苦肉计”，往往要花上十天半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才可能收效。
在这期间，这个“要犯”故意不食不喝，难友劝他时，他也只胡乱吃一点点又躺下
去，表现出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可是每天或隔开“提审”一次时，他就可以坐在
舒适的办公室沙发上美餐一顿，吃点好东西补偿一下，但不准饮酒吸烟。这些别人
是无法发觉的。在这几天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
泄露了情况，或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
时便汇报领导。当特务头头们认为基本上把不肯招认的党员的情况套出来之后，这
个“特务犯人”便突然在一次“提审”时不再回牢房了。他只等革命人士被提审时，
再出来作证、揭发。
特务们这种“苦肉计”，只在遇到很难对付的犯人时才使用一下。抗战前我在
上海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也只看到过四五次。这种“绝招”比专靠酷刑更要狠毒一
些，确有一些人上过当。
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
特务们利用叛徒去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和搜捕地下党员时，也曾碰到过许多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的党员，他们反过来利用特务们的搜捕，趁机通风报信，引起党组
织的注意，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同志。
也是抗战前在上海，有次特务们在浦东逮捕到一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去和
工厂党组织联系的交通联络员。他是被叛徒出卖后，特务等了半个多月才捕到他的。
为了这事，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布置，企图通过逮捕到的这位联络员，破坏
江苏省委组织和逮捕大量地下党员。这位联络员被捕后，知道是被人出卖了。他深
恐叛徒继续出卖其他党员，使得省委遭受破坏，所以当戴笠和他谈话，允许给他大
批奖金与官职，要他马上交出省委所在地和领导人等时，他装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
的样子，说第二天上午就领着去搜查省委组织部，可以搜出省委、地委、县委的名
册，逮捕有关的人员。
戴笠高兴极了，除了要我好好优待这位联络员，让他睡好吃好，等天亮就去和
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由他带我们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某号搜查，同时还作好各种大逮
捕的准备。我曾向戴笠提议，最好当晚就去，或者第二天夜间去。戴却说出一大堆
要第二天上午去的理由。他说，共产党都是利用夜间活动，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上
午大都还没有起床，这是进行搜捕的最好时间。
第二天上午，法租界巡捕房许多人刚上班，便陪同我们开着警车，把这位联络
员的双手用手铐铐着，带着他去指引。到了他指定的地点，我们下了车之后，这位
联络员故意在马路中间站着，踮着脚跟朝几个门口的窗子看。我催他快带我们进去，
他却说这个地方是刚搬来才几天，他只去过一次，还不能马上辨别出是哪一幢房子。
我们只好封锁了马路两头，暂时不让人通过，也不让那段马路的人进出。过了一会，
这位联络员才说出一所房子来。特务们立刻把前后门把守着，一涌而人，从楼下一
直抄到三楼，不但什么东西没抄到，而且往的人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人家，没有一家
值得怀疑，更没有任何文件。
我再三追问这位联络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可能记错了，要回去再仔细想
一想，下次再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去。他想了一天，两天，三天，
还是说没有想起来。到了第四天，戴笠厉声责问，准备要对他用刑时，他才哈哈大
笑起来。原来他是有意给省委机关去送信，说明他已被捕，要他们赶快转移。他采
用的办法，是站在马路上故意暴露自己，让他们看到，最后才假意指出对面的房子
让特务们去抄查。查抄无结果，他又故意站在马路中间东张西望，估计党组织的同
志们已发觉了他之后，才和我们回来。他用讥讽和胜利的口吻告诉戴笠，他被捕后
没有办法通知上级领导赶快转移，只好让大伙陪他一道走一趟，真实的地点是被抄
查那家的斜对面。戴笠听到后气愤异常，马上派人去看，果然被抄的对面那一幢三
层楼房在当天下午就搬迁一空了。戴笠便命令马上把这位联络员解送南京，不久即
被秘密处决，可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特务们受到那次教训后，凡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要先仔细问明白许多具体情
况，如楼房内住多少人家，室内陈设有些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门口或窗口等处
设有什么样的安全和危险标志，等等。问清这些以后，马上派人化装成查电表或水
表的人进去看看，然后才出动人马进行搜捕，以免再受愚弄放走了革命人员。
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