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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古人员依次清理石罄、铜编钟时，发现在青铜钮钟和甫钟之间，还放置着铜瑟柄、铜琴较等乐器，这两种乐器皆已腐朽，根据古代一瑟四柄的编制可以推断，墓室内还有霖漆木瑟2件。而铜琴秒的琴木早已朽毁，仅存37个铜构件分散在3处，其中一处有7个翰并列，另一处有｝4个转堆放在一起，又一处有6个珍散乱不堪，已看不出当初的顺序。考古人员对照此前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十弦琴和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七弦琴来分析判断，得出了如下结论：那一处有7'｝并列的遗物，应是一件七弦琴。至于其他3O个珍，至少应有十弦琴3件或五弦琴6件。遗憾的是，由于这两种乐器的漆木胎早已朽毁，对于此种乐器人葬时的形状以及数量也只有作一个大体的估计了。
在东耳室所有的青铜器物中，形体最大也最为显眼的，当是室内后半部中间位置的一套铜提筒，从形制上看，这套提筒是古代岭南人用来盛酒的器物。提筒分3件，按大小顺序相套在一起。3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顶盖，出土后经考古人员分析，可能_仁面分别有木盖，由于年久日深，木盖腐烂无痕了。
相套在一起的3件铜提筒，外部的一件最为硕大，通体像人们平时见到的圆桶，只是头部比圆桶还要大，外有形纹图案，通高5O厘米，日径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 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达0。35米。大提筒内部的两个小提筒，其形状基本与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纹图案更显得别具特色。只见这组图案有饰羽人船4只，形象大同小异。4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鹤首鹊尾。首尾各竖2根祭祀用的羽族，船头两羽施下各有一只水鸟。中后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竖一长竿，竿上饰羽蠢，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跳足。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持箭，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三人，头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三人左手执一裸体俘虏，右手持短剑，好像正在杀人。船尾一人掌槽，每只羽人之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等水生动物。从主要人物活动看，似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在相互攻伐，得胜的一方杀俘虏以祭河（海）神。岭南临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盗时常出没丛林大海，形成了岭南一大隐患。这个提筒以及图案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冶金史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据考古人员研究，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类铜提筒，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器物，考古发掘证明，这类铜提筒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邻近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象岗山古墓发掘之前，以上所列的中国西南部三省区共发现23件，越南共发现3O多件。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看，两广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从时间上推断，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而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目都是提筒发展中的早期形式。由此历史渊源便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厂’‘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人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除提筒这种专门用来盛酒的器物以外，在东耳室的后半部还出土了铜壶、钻等同样是用来盛酒水的器物。在铜仿之下，有两套共12颗长方形的棋子，一套为水晶做成，另一套为青玉做成，每套6颗，经考古人员分析，这就是占代被称为“六博”棋戏的棋子。“六博”棋戏在汉代十分流行，且经常用于宴会中作戏，可惜现在关于这种棋戏的弈法已经失传了。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很明显，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磐、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贵的身份。尤其在钟、磐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当主人进人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一同进人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享乐奢华服务。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惟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干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黑色盖头终于揭开了一角。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镶，这套句耀共由8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点是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且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作橄榄状。从外形卜看，器体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衍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造”，其文分为两行，其下每件又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一号为“第一”的句耀最大，通高醉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到号为“第八”的句摧时，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句耀，作为吴越的一种乐器，在象岗古墓发掘前，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个别铭刻中还有自名“句耀”的字样，此次在象岗山古墓发现的刻铭“文帝九年”的句镶，当是南越国乐府所铸。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曾自称“文帝”，这个“文帝九年”应是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这个时候南越第一代王赵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则是第二代下赵昧，如果史书中记载的南越第三代王婴齐的墓确实被孙权大军盗掘，那么此墓属于赵昧或赵昧时代其家族主要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上，止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势，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墓穴，只有赵睐或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罕世之举。难道这墓中的主人真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吗？
第三章
南征百越
战国烽烟渐息，秦始皇问鼎中原。南强北劲，匈奴和百越两大势力对秦王朝再度构成威胁。在精心策划之后，50万秦军兵发岭南。百越之地刀光剑影。血战过后，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强大的秦军再次伐越，百越之地终于落入强秦的掌中··
血战岭南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门中原大地上持续儿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T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逾三皇，功盖五帝：”为了使这个王朝的江山永固井传之于子孙万代，极具雄刁‘大略又阴险狡诈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种种措施：
一、把六国的王族和富豪都迁到秦都咸阳居作，便于就近监视；二、把全国分为二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委派。这样，统治全国官民的大权便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三、没收六国的兵器，运到咸阳销熔，铸成为！‘二个大铜人，以防止六国十民造反；四、令全国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竹简），只保留算术、农艺、工艺等几种杂1子。士人要想学习文化，可就近拜官史为师，学习法律等几种不涉及政治的书籍。
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所谓黔首，即编人农、工、商户的二种平氏。这道法令就是命农民、半工半农、半商半农的入民白行圈定所耕的土地，并向当地县衙门呈报，嗣后便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阻塞了六国所有的旧贵族，包括“士”这个阶层依靠农民租税为生的道路，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地遵从秦朝的法令，或者拜吏为师学文，或者被征人军队服役习武。
以上种种防范措施和治国之策的实行，使国内形势衡时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并未标志着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从此安然无事。因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地区的百越。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曾是夏王朝的后裔，战国时称为匈奴或胡。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其生活习俗是食肉衣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人阶级社会，并产生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这个时候的匈奴贵族，大肆掳掠，常乘他国边境空虚无备之时，南下劫夺牲畜人口，给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中原北部的燕、赵、秦三国，曾分别在边境筑造长城以作防守，同时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但收效不大。因为匈奴兵进攻与撤退的速度很快，大多数匈奴劲骑从他们集结地出发，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在速度上远胜于中原骑兵，而中原步兵更是望尘莫及。倘匈奴占领区域遇上天早等不虞之年，为了生存就会出动大队人马南下中原进行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