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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此疑怕难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传抄“笔误”？古文献中，常有因辗转传抄而笔误之事。汉代尚未有印刷术，其时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后会更多些，这是事实。但是，古文献的传抄笔误一般多出于字形相似、偏旁相类、音义相近的字，并非凡字都会笔误。“昧”字，《说文解字》载：“从目，末声。”而“胡”字，则“从肉，古声”。可见，“昧”与“胡”，无论是字形、音义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难造成笔误。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提到赵胡名字的共有八处，《汉书·西南夹两粤传》中也达七处。如果是班固传抄笔误，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竟至于七而不发觉？！
说实在的，时至今日，我们尚无法找到确凿的例证，甚至是孤证，以构成我们“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继抄笔误”的假证。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又怎好以疑而断，肯定是班固把“赵昧”错抄成“赵胡”呢？
因此，我们以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名字还是叫“赵胡”，而不是“赵昧”。史汉所记应无误，我们尚不敢贸然为赵胡立案更名。
的确，“赵昧”印和“文帝”印同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并认真去解释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的途径去探索：
第一，“赵胡”、“赵昧”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汉误写了，要么是“赵眯”是赵胡的别名。前一种解释我们己论证了其不可能，后一种解释说实在我们也无法证明它成立。因为，人有别名，早见于先秦史籍。齐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爱称她为少齐（《左传》昭二年）。这是一例。但是，赵胡的别号“赵昧”，却全无历史记载。而且，不但南越国其他四代南越王均无用别名的习惯，就是同时期的汉朝皇帝、同姓诸侯王亦无此习惯。可见，“赵昧”不可能是赵胡的别名。“赵昧”、“赵胡”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几枚印玺来看，南越文王赵胡，亦非“赵昧’”。在封建礼制统治森严的年代里，印钮饰和印的质料的区别，本身就是这种等级统治的一种表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与龙钮金印“文帝行玺”一同出土的两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龟钮金印，另一枚是覆斗钮玉印。这两枚“泰子”印的钮饰和质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说明它们不是一个“泰子”的用物，而是两个“泰子”的信物。同时，“赵眯”覆斗钮玉印，其钮饰和制裁料与那枚覆斗钮“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虽然是龟钮而不是龙钮，但它与“文帝行玺”同为金印。所以，我们认为，金质“泰子”龟钮印，应是“文帝”赵胡的太子印，玉质“泰子”覆斗钮印，应是“赵昧”的太子印。赵胡、“赵昧”是两个太子。
第二，既然赵胡、赵昧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汉误记，那么，“赵昧”是谁呢？我们的猜测，一个可能是赵胡的父亲，另一个可能是赵胡的兄长。
当然，“赵昧”者也有可能是赵胡的长兄。赵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书时就说过：“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袍孙焉。”（《汉书·西南夷两粤传》）孙已是“抱”了，其“得”孙之年当在此年前几年。而赵佗孙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孙“赵昧”为太子，后“赵昧”又早逝，佗于是更立庶孙胡为太子。胡死，携其曾为太子之长兄“赵昧”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缅怀毋忘之意，亦非子虚乌有之事。
总而言之，“赵昧”何许人，至今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想达到据史事而作出合理猜测、假设的阶段。但是，“赵昧”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继余天炽之后，暨南大学学者朱纪敦又提出了既不同于初步报告，也不同意余天炽观点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同时，宣称：赵胡和赵睐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国是汉初的地方割据政权。秦汉之交，南海尉赵佗乘“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史记·南越列传》）之机，割据一方，称王五世。国王名声显赫，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班固治学严谨，怎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竟将国王名字写错？何况赵胡当政时，为报答汉廷替他兴兵讨闽越的恩德，曾派太于到汉廷当人质。太子怎会将其父王之名误传呢？再说，太子婴齐在汉廷时，娶邯郸缪氏女为次妻。婴齐归国后，缪氏还继续与汉廷的安国少季私通，并在南越王国内结成一个与南越地方割据势力相对抗的亲汉集团。当时汉廷与南越王国之间，来往频繁。统一与割据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廷连南越国国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确是令人难以置信，再次，“胡”与“眯”二字从形、音、义上说，相距甚远，笔误的可能性极小。但前者被载人史册，后者却见诸出土文物，似乎两不相干，颇费推敲。仔细分析当时情况，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赵胡”是原名，“昧”是后来的改名；
二、“赵胡”不是原名，是当时人给他的绰号，是浑名。
朱纪敦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以上的两种可能性，最后他总结性地说：赵胡即赵眯。“赵昧”既非笔误，也非司马迁所据失实，或班固传抄失慎。
朱纪敦的一家之言发表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成，其中广东文史馆的学者于城撰文附会说：
从该墓出土的陪葬文物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赵昧，但《史记》和《汉书》都一致说南越文王名叫赵胡。因此，引得许多学者纷纷探讨，作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释。据我看来，李情倒很简单，赵昧既然有两种不同身份：一是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帝”；一是向汉朝俯首称臣的“王”。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两个名字呢？“昧”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尊贵的，是要忌讳的，他不愿在向汉朝上奏章时使用这个名字，更不愿汉使向他宣读皇帝诏书时喊这个名字，所以他在与汉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个名字赵胡。难怪司马迁和斑固都说他的名字叫赵胡呢。几乎就在朱纪敦和于城等人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海外学者高悼云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悼云眼中的赵昧，既不是历史上记载的赵胡的父亲、兄弟，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赵胡的）L子赵婴齐。他的理由是：
一、赵佗身侍秦汉两朝，至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岁上下。《史记》称赵佗在秦亡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及汉高祖定天下，亦体谅佗为南方安静而劳苦，并没有为难于他，至高后时，有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溢为文王，恰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投。死时定不过四十。
墓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睐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经过深人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沦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与赵昧应是一人，赵昧即（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