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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活着的父母给自己造成过伤害固然是困难的，但在他或她去世以后再去谴责对方就更是难上加难。有一种强有力的禁忌—忌讳批评死者，批评死者就好像在人家倒下时我们反而要踹人家一脚似的。因此死亡赋予甚至最坏的虐待者以一种神圣感，神化过世的父母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幸的是，一方面中毒父母受着坟墓的圣洁光环的保护，另一方面活着的人却还要背负着情感的遗体。“不要对死者出言不敬”也许只是句大家爱说的老话，但是它却阻碍着以现实的方式解决与去世的父母所发生的冲突。
“你永远是我的小失败者”
瓦莱丽，一个高个子，面貌清秀的三十八九岁的歌手，由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到我这儿来。这位朋友担心，瓦莱丽的信心不足妨碍着她在演唱生涯中的进取。谈话过了15分钟后，瓦莱丽承认她的事业正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唱的活儿了—连到酒吧做钢琴伴唱的活也没有。我一直在一间写字间做临时工，挣钱支付房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同家里人一起吃晚饭，谈起了我的问题。父亲说：“没关系，你永远是我的小失败者。”我确信他没有意识到这话有多伤人，但这话真把我的心伤透了。
我对瓦莱丽说，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伤心的，她父亲的话既残忍又侮辱人。她回答：我想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的生活一向这样，我以前是家里的垃圾堆，做什么事都受责骂。如果他和母亲有了矛盾，也是我的错，他会反复地唠叨。但要是我做了点儿什么让他高兴的事儿，他就会一脸得意的样子，对自己的好朋友吹嘘。上帝呀，能得到他的赞许真是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有时候就像一个悠悠①玩具。
瓦莱丽和我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密切合作。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父亲怀着多么大的怒气和伤感。
后来，他死于中风。
这是出人意料的死亡—令人震惊、突如其来，是那种让人没有准备的死亡。于是瓦莱丽被在治疗中她对父亲表示愤怒而产生的负罪感压倒了。
我坐在教堂里，人们在称颂他。我听到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一生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而我却为了自己的问题而责难他，简直可耻极了。我只想为自己给他造成的痛苦赎罪。我老是在想，自己是多么爱他，却又对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我再也不想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那些都无所谓了。
瓦莱丽的伤心使她在一段时间内与诊疗脱了节，但是最终她还是认识到，父亲的死不能改变他在童年和成年后如何对待她的事实。
瓦莱丽迄今已经治疗近6个月了。我一直很高兴地看着她的自信心在稳步恢复。在使自己的演唱事业有所成就方面她依然举步维艰，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她不努力了。
将他们从神像的宝座上拉下来
神圣的父母拟订规矩，做出判决，造成痛苦。你神化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们已经过世与否，都等于答应依照他们的现实版本生活，将痛苦的情感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许甚至将这种痛苦的情感合理化为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到了该停止这样做的时候了。
只有当你把中毒的父母放在地上，只有当你找到勇气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时，你才能在与他们的关系中达到力量平衡。
言语的虐待者
还记得那句老话吗？“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却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这话说得不对。侮辱性的称谓、贬损的评价以及轻蔑的责骂都会带给孩子极端负面的自我评价信息，这类信息会对他们未来的幸福产生惊人的影响。正如我主持的电台节目的一个听众所说：若是让我在挨打和责骂之间做出选择，我一定会选择挨打。伤痕是看得见的，所以至少人们还会同情你，而责骂只能让你发疯。那伤口是无形的，没有人在意。真正的伤痛比侮辱好起来要快得多。
作为社会惯例，我们从传统上就把教训孩子看成一桩私事，完全在家里进行，通常由父亲决定。今天，许多民权机构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程序以对付日益广泛的对儿童的肉体和性虐待。但是，即使是最为关注此事的机构对在言语上虐待儿童的行为也无能为力。受到言语虐待的儿童是孤立无援的。
恶毒话语的力量
多数父母都会偶尔说些贬损孩子的话，这未必就是言语虐待。但是，如果经常地对孩子的外表、智力、能力或作为人的价值进行言语攻击，那就是虐待行为了。
与总是企图控制孩子的父母一样，使用言语虐待子女的父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攻击是直接公开的恶意贬损。他们会骂孩子愚蠢、无用或丑陋；他们会说孩子没生下来就好了；他们漠视孩子的感情以及自己对孩子的不断攻击对其正在培育中的自我形
象的长期影响。
还有一类使用言语虐待子女的父母表现得更为间接一些，攻击孩子的方法是长期不断地取笑，挖苦，使用侮辱性的绰号或微妙的侮辱言辞让孩子寒心。这些父母常故作幽默以掩饰自己的虐待，他们会开些小小的玩笑，像“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鼻子是在拉什莫尔山①上”，或者“这是件好看的夹克衫—给小丑穿的”，或者“他们分配大脑那天你一定不在家”。
如果孩子或者家中的任何人对此表示不满，那虐待者总是会怪他或她缺乏幽默感。“她明明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他会这样说，好像被虐待者是他的同谋似的。
菲尔，48岁，有着一副自信的外表。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相貌粗犷，在着装方面很有品位的牙医。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太小，我听起来很吃力，有好几次让他重复一下自己的话。他解释说他就是为自己令人痛苦的羞怯来求助的。
我真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差不多快50了，却对人家对我讲的几乎任何事都神经过敏。我不能按别人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人家的话，总觉得他在嘲弄我。我觉得妻子在嘲弄我……觉得病人在嘲弄我。夜里我躺着不睡，想白天大家都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在什么事情中都想找到恶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菲尔坦率地谈自己目前的生活，但是当我问起他早年的生活时却又缄口不言。在我温和地试探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对我讲，对自己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取笑。这种取笑总是伤及菲尔，他常常对此感到屈辱。当家里其他人哄笑的时候，他觉得更加孤立了。受到取笑够令人难受的了，但是有时他讲这一类话的时候还让我害怕，比如：“这孩子不可能是我们的儿子。看看他那张脸，我敢打赌他们在医院里调了包。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去，把那该抱回的孩子换回来呢？”当时我只有6岁，真的以为他们要把我扔在医院里。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为什么你总要糟践我？”他说：“我不是糟践你，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这你也不懂吗？”
菲尔，像任何小孩儿一样，还不会区别事实和笑话、威胁和取笑。正面的幽默是增进家庭和睦的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但贬损性的幽默在家庭内部极为有害，因为孩子是从字面含义去理解那挖苦的话语或夸张的幽默的。
开损人玩笑的事我们大家都做过。多数情况下这种玩笑相对来讲是无害的。但是像其他刻毒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开这种玩笑的频繁程度、玩笑的残酷性以及玩笑出自父母之口这几点便使它们具有虐待性质。孩子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对父母来讲反复开毁损心灵易受伤害的孩子的玩笑，既残忍又具有破坏性。
菲尔当年就经常受到侮辱和捉弄。当他试图对抗父亲的行为时，却被斥责为低能，因为他“连开玩笑都听不出来”。菲尔面对这种感觉，真到了走投无路的窘境。
当菲尔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十分尴尬—似乎觉得自己的抱怨是愚蠢的。我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父亲的玩笑是多么侮辱人。它们深深伤害了你，可没人把你的痛苦当回事。但现在我们就是要找到你痛苦的根源，而不是给它打折扣。你在这儿说话是安全的，菲尔，不会有人压制你的。”
他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理解了我话的意思。他险些哭了出来，但强忍着泪水开始诉说：
我讨厌他。他是这样一个胆小鬼。我是说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他用不着这样捉弄我。到现在他还开玩笑损我，他从来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不留神，我就受到他的捉弄，然后他马上打住不说，像个好人一样。上帝呀，我恨他这种做法！
当菲尔第一次来治疗时，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神经过敏同父亲的嘲弄有什么联系。菲尔小的时候是无人庇护的，因为父亲的行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虐待行为。菲尔的处境是“总闹不明白”，“爸爸的玩笑伤我的心，因为我太笨，听不出那是玩笑。”
小菲尔是父亲玩笑的受害者，他竭力要掩饰自己无能的感觉。成年以后的菲尔也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步入了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因而他把自己的恐惧和负面的揣摩又转到别人身上。菲尔是在神经末梢暴露在外的情况下过日子的，总担心受到伤害，受到侮辱。他的神经过敏、他的羞怯以及他对外人的不信任是他试图保护自己免遭进一步伤害的不可避免的然而有效的方法。
“我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你好”
许多父母是在引导孩子的幌子下开始自己的言语虐待行为的。为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