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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年末期他访问了瑞士日内瓦，当时那里的新教势力正在迅速增长。他在那里住了下来，被聘为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但是宗教狂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不久便发生了冲突，1538年他被迫离开日内瓦。但是1541年他应邀重新归来，这次他不仅是该市的宗教领袖，也是具有实力的政治领袖，直到1564年死去为止。
在口头上加尔文从来都不是日内瓦的独裁者：大多数市民都有选举权；许多合法的政治权力都在一个二十五人委员会的掌握之中，而加尔文又不是委员会委员；若得不到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的拥护，他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事实上他在1538年就是被驱逐出去的）。然而在实际上他却统治着这个城市，1555年以后他成了一个无名有实的独裁君主。
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欧洲新教的领导核心。他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在法国为发展新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时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罗马”。他返回日内瓦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那里的新教教会起草了一套教会规章，规章为欧洲许多其它新教建立了一个模式。在日内瓦期间，加尔文记叙了许多有影响宗教的发展历程，继续修改《基督教原理》，同时还做了许多次关于神学和《圣经》的演讲。
加尔文统治的日内瓦相当阴森古板。不仅已婚之间的私通和未婚之间的私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且赌博、酗酒、跳舞和唱黄歌也皆属于被禁之列，违犯者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法律规定都要按指定的时间上教堂，冗长的讲道司空见惯。
加尔文大力提倡勤奋工作。他还支持教育，日内瓦大学就是在他当政期间建立起来的。
加尔文这个人气小量狭，凡是他视为异端分子的人就会很快被处以死刑。他的受害者当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米歇尔·塞维塔斯（这样的受害者大有人在）。塞维塔斯不信三位一体说②，到日内瓦就被逮捕审讯，以致终被火刑处死（1553年）。此外在加尔文当政期间，还有几个人因有耍巫术的嫌疑而被处以火刑。
1564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死去。他结过婚，他的妻子在1549年夭折，他们的独生子一生下来就命归九泉。
加尔文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他置身参加的政治活动，而在于他所传播的思想体系。他强调《圣经》的权威和重要性；同路德一样，他否认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和重要性；同路德、圣·奥古斯丁和圣·保罗一样；他认为人人都是罪犯，解救只能从信仰中来，而不能从良好的业绩中来。加尔文有关宿命论和定罪论的思想特别鲜明突出。他认为上帝在不考虑功绩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了谁该得到解救和谁该受到惩罚。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在乎道德行为呢？加尔文的回答是：“选民”（即上帝挑选的要接受基督求解救的人们）也是被上帝选中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表现正直。我们得到解救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但是我们行善因为我们是为了解救而被选中的。虽然这种说教在有些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却鼓舞过许多加尔文教徒过着格外正直虔诚的生活。
加尔文对世界影响很大。他的神学学说最终赢得的信徒甚至比路德的还多。虽然路德教派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居统治地位，但是加尔文教派却在瑞士和荷兰占了上峰。在波兰、匈牙利和法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少数加尔文教派，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友是加尔文派教徒，如同法国的新教徒和英国的清教徒是加尔文派教徒一样。清教徒在美洲的影响当然是即深刻又持久。
加尔文统治的日内瓦可能与其说是民主政治倒不如说是神权政治。但是加尔文主义的最终作用是增强了民主政治。加尔文教徒在如此众多的国家内均属少数派，也许就是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易于对已建立起来的政权加以限制，或者加尔文教会内部组织比较民主是一个因素。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最初的加尔文教派堡垒
（瑞士、荷兰和大不列颠）也变成了民主政治的堡垒。
有人认为加尔文学说对所谓的“新教劳动原则”的创立和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很难估计出这种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例如，在加尔文出生很久以前，荷兰人民就享有勤劳的美誉。但是认为加尔文坚决主张的勤奋工作态度对其教徒没有影响也是没有道理的。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加尔文允许收利收息，这是一种为大多数早期基督教道德学家所谴责的行为，但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的作用。
加尔文在本册中的名次应排多高呢？加尔文的影响主要限于西欧和北美，而且他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显然是在急剧地下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加尔文主义问世的许多功绩应归于耶稣、圣·保罗和路德这样的早期人物。
虽然宗教改革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是马丁·路德显然对这场大动荡负有主要责任。加尔文本人只是在路德之后崛起的几位有影响的新教领袖之一。因此十分显然加尔文的名次应远在伏尔泰和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之前，这不仅由于他的影响所经历的时期是他们的两倍还多，而且由于他的思想对其信徒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新教：亦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在西方一般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在我国有时还以“基督教”一词单指新教。该教在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我国，曾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用作侵华的工具。
②三位一体说：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为一体的基督教教义。
56。威廉·T·G·莫顿
公元1819～公元1868
威廉·汤姆斯·格林·莫顿的名字可能在大多数读者的脑海里难以荡起记忆的涟漪，但是许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却远不如他有影响，因为他是把麻醉引用到外科的主要人物。
翻阅整个历史，象麻醉剂这样被人夸口称颂的发明可谓凤毛麟角，而对人类健康有如此深刻影响的人物也屈指可数。往昔岁月如烟，外科医生锯断病人的骨头，病人则疼痛难忍，撕心裂肺，失声于床。外科阴森可怖，不亚于魔鬼的宫殿。此情此景，回想起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让这种疼痛见鬼去吧，这无疑是任何一个人馈赠给他的同伴们的最崇高的礼物。
1819年莫顿出生在马萨诸塞的查尔顿。他青年时就读于巴尔的摩口腔外科学院。1842年他开始当牙科医生，1842年到1843年期间，同比他稍微年长的牙科医生霍勒斯·威尔斯合作，威尔斯本人也对麻醉深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合作看来是双方都无利可图，情薄难系，于是在1843年末时，两个人终于分道扬镳。
一年后，威尔斯开始把氧化亚氮（笑气）当麻醉剂来做实验，他在康涅狄格哈特福德的医疗中使其得以有效的利用。然而天不做美，他在波士顿做的一次公开表演却遭致失败。
莫顿自己以牙科医疗为职业，专事镶牙。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得首先拔出旧牙根。在没有麻醉法之前，拔牙根会使患者疼痛不堪。寻求某种适当的麻醉手段则为当务之急。莫顿正确断定氧化亚氮不足以有效地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更有效的麻醉剂。
查尔斯·T·杰克逊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医生和科学家，他认识莫顿，建议他试用乙醚。乙醚具有麻醉的性质，早在三百多年前就被著名的瑞士医生和炼金家巴拉塞尔士所发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还出现过一两份印刷的类似报告。但是杰克逊和任何写文论述乙醚的人都未曾把这种化学药品用于外科手术。
在莫顿看来，乙醚可能是一种大有可为的麻醉剂。他先用它给动物（包括他的爱狗）试验，然后给自己试验。1846年9月3日，一个给病人试用乙醚的妙时良机终于出现了。一个名叫埃本·弗罗斯特的人奔进莫顿的办公室，他牙疼严重，非拔不可，情愿接受能缓解拔牙之疼的任何疗法。莫顿给他吸入乙醚，随后拔出了他的牙。当弗罗斯特恢复知觉时，诉说他没有感到疼痛。灵丹妙药！神奇！神奇！莫顿看到了展现在他眼前的一条成功、荣誉和幸运之路。
虽然这次手术有人亲眼目睹，并且波士顿的报纸在翌日也做了报导，但是仍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显然还需要做一次更为富有戏剧性的表演。因此莫顿请求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院年老资深的外科医生约翰·C·瓦伦博士通力合作，当众医生之面做莫顿麻醉法的实用表演，瓦伦博士点头称许，即在医院安排了一次表演。1846年10月6日，莫顿在医院围观的一大群医生和医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外科病人吉尔伯特·阿博特吸入乙醚，然后瓦伦博士给病人开颈取瘤。麻醉剂证明有效无疑，表演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此次表演即刻在众家报纸上予以报导，这是随后几百年间广泛使用麻醉剂的直接原因。
在阿博特的手术几天后，莫顿和杰克逊递交了一份专利申请。虽然翌月就授予了他们专利权，但是一系列争夺优先权之举却未能避免。莫顿要求把引用麻醉的主要功劳归于己有，但却遭致其他几人特别是杰克逊的反对。莫顿希望他的发明会使他大发钱财，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大多数使用乙醚的医生和医院根本不付专利税。莫顿为打官司争优先权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超出了他发明所获得的金钱。他心灰意冷，穷困潦倒，于1868年在纽约市丧生，时年还不足四十九岁。
麻醉剂在牙科和主要外科的用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