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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看中了农业，希姆莱当时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但他的农业生涯仍是时运不济，刚刚进入因戈尔施塔特的菜农场学农，就被一场流行性伤寒弄得卧床不起。1919年10月18日，他病愈后又进了慕尼黑大学技术学院，注册为农科大学生。
希姆莱在1922年8月5日报通过考试，并在施莱斯海姆的“兰德氮素有限公司”谋得了一席农业助理员的职位。 同时，由罗姆推荐 加入了一个名叫“德国国旗”的民族主义组织。
他每天下班后，就扛起步枪，主动跟志同道台的伙伴们进行操练，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大显身手。
1923年8月， 希姆莱辞退了兰德氮素公司的工作，回到慕尼黑，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十一月政变。
罗姆将“德国战旗（原德国国旗）”组织的大旗交给了他，他作为旗手参加了希特勒的十一月政变。
政变失败了。这个政变失败者打定主意继续稿政治，希姆莱参加了民族让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希姆莱在自由运动组织的成员中遇到了旧友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他是自由运动组织中的头目，他看出希姆莱有组织能力，便很快起用了他。
1924年5月，国会大选在即。施特拉赛企图利用希特勒政变在德国引起的轰动，将自己手下的纳粹分子塞进国会，便派希姆莱驾驶一辆摩托，在下巴伐列亚各村镇之间往返飞驰，传达施特拉赛通知文告，并向农民声嘶力竭地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煽动农民反对金融资本，诅咒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攻击布尔什维克，诋毁民主政治和一切合理的政策。
希姆莱的力气没有白费，施特拉赛的活动措到了近两百万张选票，赢得了三十二个国会议员席位。
希姆莱虽然不余遗力地工作，但仍感到前途渺茫。
1924年12月希特勒离开监狱后，随即着手重建因十一月政变而被禁止的四分五裂的纳粹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党又兴旺起来，并建立了党卫队。
希姆莱凭着择主而侍的本能， 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偶像。1925年8月，他加入了纳粹党，不久又当上了施特技赛的秘书。
希姆莱乐于执行各种命令，严格遵守纪律，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但他垂涎高官显员，施特拉赛就尽量设法满足希姆莱的欲望。施特拉赛在赴柏林之前，提升希姆莱为巴伐利亚一上普法尔茨省党部副书记。
希姆莱虽然投靠希特勒的对手施特拉赛门下，实际上，他始终认为自已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施特拉赛的侍从。当施特拉赛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徳国北部的对立面的时候，他进一步向希特勒靠拢。
希姆莱觉得在希特勒领导下进行工作是无限幸福、无比光荣的。希特勒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1925年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一上法尔茨区副领袖；
1926年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一施瓦本区副领袖，同年任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
1927年，二十七岁的他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
短短几年，希姆莱从一个无所适从的青年，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纳粹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受到希特勒的赏识。
但是，希姆莱并不满足现有的官衔，他想成为领袖人物。引导党和国民走他所期望的路。
由于他长期在下巴伐利亚邦农民聚集的地方工作，历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是徳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最强大的后盾。
大学毕业后，在民族运动宣传的影响下，他设想了一种以农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花钱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农场，以此作为他实现农村之国的胚种细胞。
然而，他的农场没等兴旺发达起来，便很快夭折了。
他把自己的农场因资金不足而夭折，归结到犹太资本的身上。他的理论是：世界犹太民族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 他认为世界犹太 资本通过投机和操纵交易所压低生产价格和提高消费价格。农民收入很少，城市居民开支很大。巨额的中间利润被犹太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所中饱。因此他认定，农民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
这可能就是希姆莱反犹思想形成的雏形。
希姆莱当时还形成一种奇特的思想，认为斯拉夫人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理论根据是，全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
这无意中形成的意识成为希姆莱日后给党卫队纲领提出的两条要点的思想基础，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人政策的基本思想。
这两种观点，后来成为希姆莱反“斯拉夫劣等民族”和反“世界犹太民族”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希姆莱的最终日标在暴力反犹的气氛中逐渐形成。反犹已成为纳粹党的最强大的动力。
希姆莱曾深入学习和研究过亲德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 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 、法国外交家戈比瑙的专著《论人 种之不平等》和罗森贝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三本书。
尽管这三本书是互相剽窃，希姆莱仍读得全神灌注，津津有味，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这三本书的作者都认为：人种的价值不是平等的，因此人种杂交会降低高等人种的遗传素质；北欧的条顿人是所有亚利安人种中体魄最优秀的人，基督教鼓吹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理论是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幻想。
这种种非人道的种族理论被希姆莱所接受。
希姆莱捍卫民族社会主义种族学并非出于某种狂热，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他在大学读书时已经接触反犹主义。最初了解反犹主义是从希特勒的专著《我的奋斗》中读到的。《我的奋斗》对反犹主义有一段专述：
今天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人类文化、艺术以及科技成果，无一不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血统混杂和由此产生的种族水平的降低，是古老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
看看吧，犹太人通过杂交每天在毒化我们民族的血液。
想想吧，只有几世纪以后才能从我们民族的机体中排除这种血液里的毒素，或者永远无法排除这种毒素；
再想一想吧，种族解体降低甚至消灭了我们德意志民族中最后的亚利安人的价值，使我们的力量作为承袭文化的民族明显地衰退……
希姆莱相信种族沦的观点，并且全部接受下来，在以后的党卫队中发挥了非常残酷的作用。
希姆莱虽然身兼三种职务纳粹党区副领袖、宣传工作副领导和党卫队全国副领袖但并不显得十分繁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希姆莱喜欢集邮，喜欢采集农作物和植物标本，还喜欢游山观景。
1926年的某一天，希姆莱去贝希特斯加登滑雪，从山上下来时突然下起雨来，他不得不闯入一家旅馆的客厅避雨。他在一位女士面前摘下湿漉漉的猎人帽猛地抖动几下，雨点溅到那女士的衣服上，那女士“啊”…声惊叫起来。
这惊叫声引起希姆莱的注意，他抬头了看，见眼前站着一位他梦幻中的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女神。
这个女子叫玛加丽特·博登，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到柏林后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用她父亲给的钱在柏林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希姆莱跟玛加面特·博登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便如胶似滦。玛加丽特·博登比希姆莱大八岁，而且还是教徒和结过婚的女人。希姆莱的父母对希姆莱所找的对象不太满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希姆莱身上。
1928年7月3日，希姆莱同玛加丽特·博登结了婚。玛加丽特·博登卖掉了在柏林的诊所，用这笔铁在慕尼黑郊区瓦鲁德鲁得林格买下一块地皮，修筑了一座小木房，底层两间作为仓库和它用，上层三间作为他们的起居活动室。希姆莱还亲自动手格了一座鸡棚，办起了养鸡场。这期间他们是靠养鸡和种植草药维持生活。
希姆莱理所当然地成了养鸡场主和农场主。
但养鸡场的生意很不景气，虽然希姆莱每月能领到二百马克的薪水，但在那物价日趋飞涨的年代里，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经常出现囊中羞涩的窘境。
希姆莱生性俭朴，过日子精打细。从不乱花钱。他向别人借钱，还款时都给利息。他认为借款付利息是天经地义的。希姆莱有时没烟抽，就向别人借一支雪茄。过后他会加倍偿还人家…一不是还给比借的那支雪茄大些的就是还给两支雪茄。 他每月宁可少喝几次酒，也尽量达到收支平衡。
纳粹党夺取政权以后，他成了党卫队的全国领袖。生活照样俭朴，从不奢侈。他在倍蒙德的私人住宅，就是用卖养鸡场的钱和少量贷款购置的。
当时的第三帝国买卖情报、没收贵重物品、以特杖进行交换、花钱买官、抢劫银行、收买法官等现象屡见不鲜。希姆莱却能洁身自好，从不介入这些丑事。他竭尽全力地向党卫队队员灌输条顿骑士团精神，警告每个党卫队队员，无论何人如胆敢利闲工作之便，即使抢别人一支纸烟而玷污了自己的手，也将受到极刑处罚。
他还在党卫队头头们的会议上宣布：对偷钱的人，即使一个分尼，也要处以死刑。少数几个党卫队员不相信因那么一点小事就处死刑。他们违抗了这项命令，结果被毫不留情地处决了。
希姆莱所以这么做，自有他的理论根据。他说犹太人企图灭绝徳意志人，因此消灭犹太人便是德国人民赋予党卫队义不容辞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党卫队队员决没有权利贪污一块手表、一个马克、一支香烟或其他物品中饱私囊。党卫队队员决不能傻犹太人那样贪婪。
希姆莱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