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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诏”二月初一到了吴县，巡抚朱国治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临。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旋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要求惩办吴县知府任维初，请他滚蛋。这个动作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试想“国丧”期间，正是“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的敏感时期，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还没有临朝的“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那么多的人齐集而来，又不是为了哭丧，而是请愿闹事，岂不令人大骇。朱国治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十一人，想以此弹压事端。但这没能吓退苏州的读书人。金圣叹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当天晚上，热血沸腾的才子连夜草就了《十弗见》一书，痛快淋漓的揭露当政者的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最大化地张扬了自己的人格精神。
金圣叹和这些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带头“抗粮哭庙”的后果，他们就是要在这特定的时刻，置生死于不顾，表明他们无可忍受的政治态度。这是反抗，是对刚刚站稳脚跟的清政权表示江南知识分子的愤怒和人心的向背。
金圣叹本来就是一个颖敏绝世，用心虚明，而又意气风发，自负其才，肆言无忌的大才子，在这场集体请愿活动中，毫不隐讳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置—切于不顾了。
他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批改的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他在家中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可见他在吴中文化界的影响。
这样一位才子的出头露面，对民众的号召力是巨大的，整个请愿活动的规模和分量可想而见。与顾炎武他们武装抗清的形式不同，金圣叹是坐地而战，以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和平的手段，给清王朝以难堪。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圣叹等人遭到了逮捕。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柳南笔记》对这个审讯过程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八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金圣叹等十八人是同那些武装反叛的人一同问罪的，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
南京的三山街是行刑之所，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倪用宾、顾伟业、周江、来献琪、丁观生等人，被“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押赴刑场，炮声一响，“血腥触鼻，身首异处”。
这个惨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刚刚坐上金銮宝殿的玄烨，在他御临天下61年的生涯中，开始了第一次杀戒，尽管其时他还年幼，不可能出于他的个人意志，但不管怎么说，这笔账是在他统治的纪年里算起的。从被压迫被奴役者的角度去认识，金圣叹的被杀，是读书人和平请愿以死抗争的第一例，也宣告了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抗的失败。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金圣叹这个奇人的种种行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很广，其中不少故事被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金圣叹这个文人形象。《丹午笔记》说金圣叹在被逮捕时正在出恭（大便），差役在外面守候，金说：“此之谓公人。”虽是笑话，但也可见金圣叹的临危不惧。在诸多的流传故事中，有两则比较可靠的文字记录，很是耐人寻味。一是金圣叹的与妻书：“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示意得之，大奇！”二是《清类稗抄》所记：“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金圣叹不是玩世不恭的文人，在53岁的年纪上，他不会狂傲到置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份上，他的这些故事依然是种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的体现，是“砍头不要紧”的告白，是笑对死亡的从容不迫的态度。在金圣叹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读到有关他的这些材料，依然能感受到这位知识分子的正直、啸傲权势、无怨无悔的品行。他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刻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归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那是绕过灵岩山往光福去的公路的右侧，偌大的地方已成了军营。据熟悉情况的朋友告知，金圣叹的墓没有保存下来，在文革中被砸毁了，人们大概多耽于有关他的种种笑话故事，以为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
这倒是金圣叹的最大的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
三、 徐 枋
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和无奈，汉族知识分子就像被迫穿上一件永远熨烫不平的皱褶的衣服，一辈子也不舒服。
时间的大手能磨平这心中的沧桑吗？
自1644年开始的明清易代，苏州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鄙视、仇恨、反抗的方式，除了公开的手段，如武装反抗和示威请愿外，相当多的人采用不合作的办法，遁隐山林，拒绝为清廷效命，在山水之间啸傲歌吟，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读书写作活动。徐枋就是典型的一位“遗民”。
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晚号秦余山人，是明清易代时，那个慷慨流涕，自投虎丘后溪的明少詹事徐禥的儿子，崇祯十五年举人。
徐禥字九一，号勿斋；崇祯戊辰进士，是詹事府的二把手，官职不高，却是苏州沦陷时第一个以身殉国的政府官员，他的举动在市民和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徐禥临死前嘱咐23岁的大儿子，不得入仕清朝。从此，这位富有才气的青年，严尊父命，中断了他的仕进之想，从此过着隐居流浪的生活，最后隐居苏州郊外灵岩山至天平山之间的上沙村涧上草堂，足不迹城市。
《丹午笔记》简要地介绍过他：“昭法领乡荐，鼎革后，屏居上沙涧上，安贫乐道，以笔墨山水自娱，终身不入城市……著《历代鉴断》。康熙乙丑，大中丞汤文正公三至其门，不见。俟斋遭母丧，汤公亲吊，又弗见，遂回车。俟斋跪于中道半山，叩首曰：‘孝子徐某叩谢大人。’汤公叹息良久，如闲云野鹤，可望而不可及。卒年七十余，门人潘耒葬于香雪海之真如坞，无嗣。”
汤文正公，就是汤斌，河南睢州人，曾任江苏巡抚。他在苏州期间积极执行清朝廷的统战政策，对著述颇多，且能书善画，名扬海内的徐枋自然要以礼相待，但屡碰钉子。徐枋的母亲去世，汤斌去吊唁，徐枋仍避而不见，只是在汤往回走的半路上，以一个孝子感谢上门吊唁之人的应有礼仪，遥遥地表示感谢而已。他拒绝与清朝官员有任何的接触，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死。
清人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卷六》有一则关于“徐枋峻洁”的文字记录，在称赞他拒绝降清的蔡毓荣的求画态度的同时，却不相信他避而不见江苏巡抚汤斌的传说。陈康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他个人的想当然，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出的推断。事实当然不是陈康祺所说的那样。徐枋就是一位至死都固守自己政治立场和信仰的读书人。
徐枋不仅拒不见汤斌，四十年如一日，布衣草履，安贫守志，就连后来他的门人潘耒耐不住名利引诱，应博学鸿儒考试，被授官后来见老师，徐枋也拒不接见。潘耒在门外跪了三天，才让他进门。潘耒送上一方砚台，他也不接受，潘耒哭着请老师收下，徐枋叫人把砚台悬挂在梁上，表示不用。他著有《读史稗语》一书，后人称之为“卓绝鲜与伦比”，文章中，对于明末降清的洪承畴给予了最有力的鞭挞，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化态度。
徐枋是一个真正能在名利和气节之间，视名利为不屑，固守气节至死不渝的硬汉。在这个有关个人操守、道德信仰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论是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还是高官显贵，都不能攻破他的心理防线。因为家境贫寒，他临死的时候，怕家人在处理他的后事时顶不住经济压力，而可能会接受清朝官员的资助，特别叮嘱家人一定要拒绝新任江苏巡抚宋荦为他安葬。
徐枋的所作所为，为人们所称道。《吴门表隐·卷十六》记叙了一个住在灵岩山名叫南岳和尚的僧人，出于对徐枋的尊敬，不断用香火钱资助他。因为徐枋足不进城市，他还驯养了一头驴子，每天将徐枋作的画驮在驴背上，运到城里出售，以解决徐枋的生活开支。时间一长，人们熟悉了这头驴子，称为“高士驴”。从这则有趣的记事的缘起，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徐枋的尊崇，记述得那么平实，也那么富有感情色彩。民众对士子的人格的看重，自有评判的是非好恶标准。对于降清的名士，民众的嘲讽更是不遗余力。有文字记述读书人对吴伟业的态度，可作一观。作为文人，吴伟业（梅村）是一代名士，他降清后，在虎丘山的复社的集会上，仍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第二天，他游览虎丘，在千人石附近却看见了这样一首针对他的题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多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