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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看到了学戌学院公开征文的广告，题目是“科学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这个题目把他长久孕育的许多有生气的思想一下子点燃了，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随即写下他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7月，第戌学院宣布卢梭的论文获得第一名。这篇论文以观点的新奇不凡、文笔的优美动人震动了法国，卢梭的名字不胫而走。
在巨大的荣誉和唾手可得的声誉面前，卢梭始终保持了他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他非常厌恶巴黎的繁荣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他非常憎恨权贵的浮华和虚伪。1753年，他创作的歌舞剧《乡村卜师》蜚声文坛，宫廷演出此剧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傲然出现在国王与贵族面前，以示怠慢。路易十五要亲自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重，离开巴黎，拒绝接受。
1753年，卢梭发表了《关于法国音乐的通讯》，对法国的当代音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755年，第戌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公开征文，卢梭再一次撰文应征。他的论文虽然没有中选，但出版后影响更大，这本在思想性和逻辑性上远远超过了《论科学与艺术》的著作就是那本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从 1756年起，他隐居到了巴黎近郊蒙特莫朗西的一个村庄里，潜心写作。就在这里，他发表了《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出版了《新爱洛绮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儿》三部重要作品。也是在此期间，由于他落落寡合的性格和政治上、文学上的激进主张，终于使他与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决裂了。卢梭因此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而卢梭的为人和论著早已引起统治阶级的忌恨，1762年，《爱弥儿》一出版，巴黎法院立即下令当众焚烧此书，逮捕作者，并扬言要烧死卢梭。卢梭无奈逃往国外，开始了凄惨可怖的流亡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同样焚烧他的著作；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说卢梭是上帝的敌人；他逃到圣皮埃尔岛，该岛所辖的伯尔尼政府命令他离开；他应邀到英国哲学家休谟那里避难，不久又与休谟发生争吵，只好秘密回到法国，化名长期在外省各地辗转流徙。追求真理的战士被处到围逐，偌大的欧洲竟没有了他的安栖之地，卢梭悲愤地惊呼：“全欧洲掀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见的。我被人看作基督教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
而在这种围追堵截中，卢梭也真的快要变疯了。一个那样多愁善感的人，一个那样羸弱多病的人，一个对人类富有那么多同情心的人怎能经受得住这样大的折腾？他的精神几乎失常了，他的性格更加阴郁了，他怀疑所有的人都在迫害他、陷害他，他得了“受迫害妄想症”的可怕疾病。
即使在流亡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发表了他多年编成的《音乐辞典》，为了答复他的敌人的攻击和污蔑，他写出了《山中来信》。而当他意识到他已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谣言所包围，自己就要被涂抹得乌黑、一无是处时，他迫切地感到了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怀着逼人的悲愤，他开始了《忏悔录》的断断续续的写作。
1770年，卢梭被法国当局赦免了。他回到了巴黎，住在了普拉特里埃街一所简陋的住房里，深居简出，以抄写乐谱为生，过着清贫而淡泊的生活。常常，这位孤独的老人会走到巴黎的郊外，面对大自然、幻想、追怀、冥思。一度，他还迷上了植物学，搜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他的心灵太疲倦了，他也不想再动笔写作了，然而，他还是给后人遗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他也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他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1778年7月2日，一代奇才溘然长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爱尔梅隆维尔园中美丽的杨树岛上，洁白的墓石上刻着：“自然之子、真理之子长眠于此。”法国大革命后，他的遗骸以隆重的仪式迁葬到了巴黎的伟人公墓，与伏尔泰的坟茔并排。
卢梭一生敏感、忧郁、孤独。他崇尚纯朴、自然的生存状态，并且在那个已被文明所玷污了的世界里，以自然的行为、自然的性格，实践了他的自然人的主张。所以，他的性格里有一种高贵的爽直；所以他敢爱敢恨、不加掩饰；所以他被敌人污蔑而不被朋友理解；所以他只能孤独忧郁，在自己开辟的小路上踽踽独行。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悲壮，所以他才伟大。
二、从破坏到建设
卢梭的思想是有着完整的发展轨迹的。与伏尔泰相反，他的观点不是零零散散乃至相互矛盾，而是有着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从《论科学与艺术》开始，可以说他以后所有的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都是对他最初的观点的补充、修缮和发展。不过，若是想要了解他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两本书不读不行。这就是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一部分里，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状态当作人类的黄金时代加以描绘。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人有理性，而在于“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太古时代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过着自由自在、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他们没有任何社会联系，没有农工业、语言、教育，没有野心、贪婪、嫉妒、竞争等文明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欲望和观念，也没有战争。在这种粗野而质朴的状态中度过了无数世代，人类已经古老了，而人却还是幼稚的。具体而言，卢梭不同意这样三种观点：其一是“人性本恶论”，其二是“私有财产系自然权利论”，其三是“暴力出奴役论”。
但是，当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不平等开始产生了，奴役开始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了、罪恶了，而不平等的起源就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这就是该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所以，卢梭一开篇就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在卢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社会就是私有制的社会。不过，卢梭并不认为私有观念的产生是某个人头脑里偶然想到的结果，而是“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粮食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卢梭认为，私有制产生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贫富的分化和对立，使得富人和强者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制造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国家和政府，随之又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代替平等的是奴役和压迫。这是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而国家机器的出现，又使人类不平等更为加深，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专制的形成、暴君统治的出现，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既然历史发展的逻辑是物极必反，这种极度的不平等也就成为新的平等的起因。卢梭由此得出了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革命理论，即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治是完全合理的。他满怀激情地预言：当时法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的”，“大人物要变成小人物，富人要变成穷人，贵族要变成平民；你以为你能避免命运的打击吗？危机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昂扬、自信的理论主张，难道不是对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的最真实有力的召唤吗？
在这本书中，尽管卢梭存在着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去提出问题建构理论的倾向，但是，不能否认，他的历史的描述，他的鞭辟入理的分析，都比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泛泛而论要深刻得多。如果说炸毁封建专制的大厦是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共识，那么，卢梭则是天才地提出了炸毁的必要性、合理性，炸毁的时机、方式和具体位置。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社会契约论》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一破一立，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人民和谁订立契约的问题，因此，他一开始就反驳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契约观点。在他们看来，缔建国家和政府，就是人民和君主订立了契约，一旦契约成立，全体人民就转让了他们的自由，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权力或自然权利，而成为国王的臣民；君主则拥有合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借以保护臣民的自由、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确保国内太平。卢梭认为，这种契约论的实质就是让人民无缘无故地奉送自由、出卖自己。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里，由于国王的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专断蛮横，他是不可能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的。不仅如此，他还要想方设法地剥夺人民的自由，使自由成为他行使专断的巧妙伪装，使自由成为名存实亡的骗局。当专制君主口口声声要把自由还给人民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奴役人民的勾当，以致把全国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时，“监狱里生活也很太平，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也很好吗”？卢梭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