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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无辜的。有罪的是扼杀他们的爱情的社会。
这出悲剧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在中国读者的眼中，这无非是一个由于门不当户不对而引起的爱情悲剧故事，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当中，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这样，发生在异国十八世纪的这个故事似乎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它除了证明在法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也有真的消亡、善的破碎、美的毁灭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门第观念极深的宅院里，地位不平等的男女主人公也时常会传出爱情的佳话，吹响正义的号角。他们或是私订终身，或是私奔他乡，在黑暗中给人以亮色，在压抑中给人以舒畅。可是，在 《新爱络绮丝》中，有着和中国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相同背景与相同精神追求的圣·普乐、朱丽，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果敢和执着呢？如果他们行动起来的话，他们不是也有许多机会缓解他们的痛苦，也有许多理由阻止他们的悲剧发生吗？
实际上，这还是卢梭的思想在作怪。在卢梭看来，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而美德又是与他所说的自然状态相适应的。而且，在当时卢梭还写过一本书，在书中肯定了人类的婚姻关系。当然，卢梭的这种思想是有感而发的。当他目睹了上流社会的人们以损害婚姻关系为代价来寻欢作乐时，他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对那种淫乱的男女关系导致的道德风尚的沦丧的一种纠正。但是，当他把婚姻关系笼统地作为一种他所特指的合乎自然，又把不侵犯别人的婚姻笼统地当作了一种美德时，他似乎就陷入了一个怪圈：爱情是自然的，婚姻也是自然的，二者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所以圣·普乐和朱丽爱得死去活来是自然的，他们没有以自己的行动损害朱丽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因此，痛苦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悲剧是他们合理的结局。然而，当卢梭强调爱情的自然时，他似乎忘了自然的婚姻必须以自然的爱情为基础，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前提，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是最大的不自然。在此基础上，损害这种不自然的婚姻关系就是合乎最高的道德原则，即自然原则。
不过，尽管由于卢梭本人的矛盾使《新爱洛绮丝》显得阴郁、沉闷、充满了浓烈的感伤色彩，但是，它在当时的反响仍是巨大的，因为从这部作品里，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感情的烈火的燃烧。在这种烈火里，虚情假意的贵族文学现出了它的原形。
贵族文学是贵族阶级生活的产物。十八世纪法国贵族阶级的生活极为腐朽靡烂，最高统治者从摄政王、路易十五到玛丽·安东尼奈特 （王后，路易十六之妻），其骄奢淫佚、放荡不羁都是闻所未闻的。贵族因此竞相效尤，奢侈享乐、淫乱靡烂之风弥漫整个上流社会。在这种风气下，为贵族阶级享乐生活服务的精致的烹调术、舒适的房屋建筑、肉感鲜艳的室内装饰，纤巧轻灵的罗珂珂雕刻都大为时髦；给那些闲得发愁、醉生梦死的贵族男女提供精神享受的文学产品也应运而生，且品种繁多，花样不断翻新。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为贵族上流社会提供了精致的文学食品的是普莱服和马利伏，他们的作品全都是以贵族男女关系为题材的。普莱服的小说以同情和感伤的笔调写任意出卖肉体和灵魂的荡妇，故有“感伤小说”之名；马利伏的喜剧和小说专写贵族男女勾搭、结交过程中的互相探测、互相挑逗、打情骂俏的心理，被称为“心理分析喜剧”和“心理分析小说”。此外，更有笔调猥亵、趣味病态的色情文学与他们二人遥相呼应。文学本来是清白的，可是文学却在贵族的把玩中变得肮脏一片了。
所有的文学都是以表达感情为前提的，贵族文学所不例外。但是由于贵族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文学，所以里面传达出的感情也是病态的。然而，这样一种感情却被贵族视为文明的典范。在他们看来，一切高尚细腻的感情，特别是爱情，都是文明的产物。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才会产生爱情这种精致的情绪。女人是在穿上了女人的衣服之后才成其为女人的，在这之前她只能算是女性，而没有女人又谈不上有爱情。因此，当时的许多人相信，只有为爱情蒙上一层面纱，才能让它变得高尚起来，使它更有价值；越是用委婉、含蓄、隐晦的言辞把它包藏起来，它才越显得细致、精致。而这样一种感情和感情表达方式在马利伏等人的作品中又有了最完美的体现。他们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在交谈过程中总是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进一个退，充满了隐晦、含蓄、模棱两可的言辞，隐约地讲出心事，轻声地发出叹息，以符合传统，也就是符合文明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相思病。在卢梭看来，这种讲究的谈吐、伪装起来的温情脉脉所表达出来的爱情，这种高雅的礼仪培植出来的爱情，这种精致的文明修饰出来的爱情，是矫揉造作、极不自然和滑稽可笑的。他认为爱情和所有的一切一样，也应该处于自然状态。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的爱情是猛烈的、火山爆发似的，而绝不是马利伏笔下跪着的恋人去亲吻手套尖时，还不忘记使自己的姿态保持优美。
所以，在《新爱洛绮丝》中，卢梭用诗意的笔调描绘出了贯穿在男女主人公身上的那种健康的、神圣的、自然的感情：圣·普乐尽管有骑士的品质和美德，心中的感情炽热得却象烈火。当他在克拉伦斯树林里第一次亲吻朱丽时，引起的是触电般的感觉和感情的大火；当朱丽俯身回吻圣·普乐时突然昏厥，而这种昏厥又完全不是马利伏作品中那种卖弄感情式的昏厥，而是猛烈的感情在健康、纯真的少女身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
真正的感情在《新爱洛绮丝》中爆炸了。它向文明的社会发出了挑战，它对畸变的趣味进行了清算，它让那些高雅和细腻杂交而成的爱情怪胎在自然的爱情面前害羞、嫌丑、无地自容。也正是这种纯洁的、自然的感情，激发了当时许多人的健康情趣，复活了他们被层层掩埋起来的感情。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小说在当时反响也是空前的，许多读者在阅读它时达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甚至因为这部小说，卢梭还引起了许多妇女的好感，她们深信卢梭写的就是他自己的历史，他就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她们想去卢梭那里看看朱丽的肖像；她们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
对此，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像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
由此看来，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作者在这部书中投注了一种激烈的感情。正因为卢梭把他自己那种自然人的感情移植到了他们所想像的两个人物身上，才使得全书通篇激情汹涌，逼人心魄。
不能忘记的是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情景交融。
路易十五和摄政时期，无论是在贵族文学中还是在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中，客厅和花园都是他们谈情说爱的最好去处：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在客厅寂静的角落里，高雅的绅士和轻薄的贵妇人，装扮成小丑和小丑的情妇，调情卖俏、浪声软语。这是他们的化装舞会，这也是他们表达爱情的理想之所。而客厅和花园也就成了他们的装饰感情的风景。自然，那种精巧的室内布置，那种典雅的亭台楼阁与他们那种纤细的感情和乖巧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和谐的。但是，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话，那只是一种缺少生机、缺乏活力的情景交融。
在法国文学中，是卢梭首次使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走出了户外，走进了真正的大自然中。为了避免繁琐，现在，就让我们看着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是怎样描绘卢梭笔下的取景地吧。
卢梭的雕像今天耸立在日内瓦湖南端狭长部分的一个小岛上。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之一。从这个小岛上过去，再过一道桥，就可以看到罗纳河激起白色的泡沫奔腾湍急地从湖里流出去。再往前走几步，可以看到它白色的急流和阿尔夫河灰色的雪水汇合在一起，两条河并排地流着，各自保持着自己的颜色。在远处，在两座高大的山岭之间，可以看到顶上覆盖着白雪的勃朗峰。傍晚时候，当这两座山岭的色彩暗下来时，勃朗峰的积雪皑皑，就像白色的玫瑰。大自然仿佛把一切形成对比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即使在最暖和的季节，当你走近这灰色的泡沫四溅的山间急流时，空气会变得冰一样地凉。只要再走一小段路，在一个避风的角落，你会感到夏天那样热，再往前几步，你可能碰到严酷的秋天，迎面吹来刺骨的寒风。人们很难想像这里空气清凉的程度和风的强度。只有太阳和夜空闪烁的星星使人想到这是南方。这里的星星不像北方那样，亮晶晶地嵌在遥远的天上，而像是松松地悬在空中似的；而空气吸起来使人感到是一种浓郁的有份量的东西。
由湖上坐船到维卫，在这个市镇后面的阿尔卑斯山麓是一片片树林和南国的葡萄园。在湖的那一边，矗立着蓝色的巍峨陡峭的悬岩，阳光照射在山腰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图样。那儿的水也不像日内瓦湖水那样靛蓝。在晴朗的夏天船行在湖上时，湖水灿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