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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与愿违，伏尔泰自然不可能去专心致志地研读法律，而是与一帮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打得火热。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伏尔泰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谈吐锋利、出语俏皮、冷嘲热讽的本领初见端倪。“笑和让别人笑”是伏尔泰早年信奉的生活格言，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笑，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如果说他早年的笑和让别人笑更多的是一种玩笑，那么，随着他思想的成熟，这笑则变成了一种尖刻、犀利的嘲笑。任何虚荣和伪善都会在这种笑中解体，任何达官显宦听到了伏尔泰的笑声都不免胆战心惊。
然而，伏尔泰的笑声随着他的第一次入狱消失了。由于他写了一首讽刺摄政王的小诗，他于1717年被送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完成了第一个悲剧 《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亨利亚特》。持续十一个月的监禁之后是接着的流放。在此期间，《俄狄浦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连演四十五场，盛况空前。摄政王因此赦免了他，还十分赏识他的戏剧才能。为了对摄政王表示感激，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巴士底狱》，诗中非但没有发泄一点怨恨，反而认为坐牢与流放只是一场误会。摄政王读罢此诗心中大喜，于是决定接见他。伏尔泰在受宠若惊之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改了名字之后，伏尔泰就获得新生了吗？好像是的。从大量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起码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前，伏尔泰过了几年春风得意的生活。他频繁地进入上流社会，博得了一些贵妇人的青睐；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有了《俄狄浦斯王》的成功，伏尔泰又写了一系列悲剧，但不幸的是上演时反应平平。伏尔泰大病一场之后转写喜剧，至此，他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他的讽刺幽默的本领也有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冒失鬼》等一系列有名的喜剧作品。
正当伏尔泰沉浸在名声、荣誉、财富等等理所当然的激动中的时候，巴士底狱再度向他招手了。起因是他与一位贵族发生冲突，却遭到了这位贵族指使的人的毒打，之后又以“叛逆的言论和危害治安的行为”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出狱的是流放。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开了伏尔泰一个玩笑，而伏尔泰从他的切身经验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除非是达官显宦，个人的地位和人生安全是没法保障的。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伏尔泰才坚定了与封建专制斗争的决心。
流亡期间，伏尔泰去了英国，在这个“自由之岛”上，到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伏尔泰不由得神清气爽。他努力学习英语，经常出入剧院，广泛接触朋友，研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莎翁是一个颇具天才的野蛮人——矛盾又出现了。
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英国通信》（后来改为《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1734年，由于《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面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如此世界》、《查第格》、《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恺撒之死》等等。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还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异论》和《牛顿哲学原理》。
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了。伏尔泰挥泪告别了他隐居十六年的生活和安宁平静的日子。此后，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又一次怀着矛盾的心情投奔到了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的门下。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位国王等到把桔子挤干就要扔掉桔皮的时候，为了“把桔子皮抢救出来”，他慌慌张张地逃离了普鲁士。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九分钟之内，葡萄牙的首都从欧洲的地图上被抹去了。三万人当场死去，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夏德莱夫人的死，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伏尔泰不笑了。个人的痛苦、人类的命运使他具有了打量世界的全新眼光。他夜不能寐，一口气写下了一首长长的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诗中说：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狂欢痛饮，在美妙的诗中歌唱幸福升平。
光阴流逝，命运教育了我的心灵。
使它分担着人类共同的痛苦。
他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瑞士的菲尔奈买下了一座庄园，在痛苦中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了讨伐人类痛苦的战斗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卡拉事件”。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杀身亡，教会却诬陷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而把他杀死。在一不调查二不取证的情况下，法院判处了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听此事愤怒万分，他收容了无辜的卡拉一家，并亲自调查、搜集证据，写上诉书，出小册子。迫于舆论压力，枢密院下令重查此案，卡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卡拉事件使本来就声名赫赫的伏尔泰更加名声远扬了。在菲尔奈期间，他不但为其他遭到教会迫害的人奔走呼号，愤怒谴责教会的罪恶行径，而且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六百一十三条辞目，并于1776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公开发表。除此之外，他还一直与欧洲各国的各阶层人士频繁通信，利用这种方式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扬他的反专制反教会的启蒙思想。据统计，仅保存下来的伏尔泰信件就有一万多封，和他通信的达七百人之多。他的名字响彻欧洲上空，不少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菲尔奈求见，菲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
1778年2月，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八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为之轰动。一些闻名未谋面的年青人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了他的下榻处。周围的街道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就病倒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口述了最后一部诗体悲剧《伊雷娜》，演出时，反应强烈，连王后也前去观赏了。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了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当他躺到灵床上时，一位神甫悄悄溜进了他的病房。想给他做临终忏悔。于是，伏尔泰故意问道：“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先生？”“啊，是上帝，伏尔泰先生。”神甫回答说。“是吗？那么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这是伏尔泰式的讽刺、嘲笑，也是他最后的嘲笑。
1778年5月30日，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伏尔泰与世长辞了。他矛盾一辈子也笑了一辈子。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笑，他才没有在那个阴郁、压抑的世界里发疯，正是因为他的矛盾，他才变得更加深刻了呢？
二、诗人哲学家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一生活动的领域十分广泛，思考的问题相当繁多，留给后人的著述非常丰富。启蒙时期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曾经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伏尔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
伏尔泰是一名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位诗人。由于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以后的革命扫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障碍的，所以无论在当时的理论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流行着一种简洁、明快、适用的文风。因此理论的研究少的是学究气，多的是鼓动性和战斗性。从伏尔泰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又由于伏尔泰本人的那种独特的诗人气质和激情—一他不但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而且也主要是以一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阐释这个世界的，所以，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诗人的敏锐和机智，而欠缺的恰恰是完整的、系统的体系。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把从古到今的大大小小的哲学家都罗列到了，却唯独没有给伏尔泰一个席位，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伏尔泰仅仅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启蒙时期思想界的泰斗。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部著作中：《哲学通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