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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汉》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伏尔泰有感而发的产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已与卢梭就“自然人”与“文明社会”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论战。伏尔泰也把论战的内容带到了这篇小说中。所以，管理伏尔泰非常欣赏天真汉德性的纯朴，人性的自然，但他并不像卢梭那样结论是返朴归真，他认为“纯朴的人”应该“文明化”。因此，他在安排天真汉进了监狱之后，又安排了天真汉在狱中接受了别人的开导，他博览群书，了解了科学和最新的哲学体系。于是，心灵受到陶冶、心智受到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教益后说道：“我几乎要相信能脱胎换骨了，因为我从野兽变成了人。”伏尔泰就是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否定了卢梭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伏尔泰的几篇小说进行了一番扫描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按流行的小说作法衡量他的作品常常会觉得它们不合小产规范。比如，一般来说，作为小说要有完整的事故情节，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且这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多侧面的。伴随着事件的发展，人物性格还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小说原则的体现。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是围绕着主人公旅游式的冒险经历展开的，其他人物则成了主人公观察、交谈、斗争的对象。这些人物完成了与主人公的接触之后就一个个消失了。往往一篇小说中除主人公之外会出现众多的人物，但他们的每一次出现仅仅是为了与主人公共同创一个小故事。于是，在作品中，没有一个完整的从纵向上延伸的大故事，而只有一些在横向上展开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零零碎碎就象一颗颗散乱的珍珠，主人公的活动仿佛就是一条线。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种穿缀的结果。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也就是作者着意刻画描摹的人物。为了把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作者总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以便能让他在作品中活脱脱地站起来。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作者似乎并没有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下很大功夫，他们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性格往往都是单一的性格。比如《天真汉》就是表现主人公的天真，《老实人》说的就是主人公的老实。既然主人公的性格一开始就已定型，而且在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变化，那么剩下的就是描写这种性格的人物在生活中的遭际。因此，人物的描写最终又让位给了事件的描写。
伏尔泰为什么要这样经营他的小说呢？这是不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缺陷呢？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主人公并不是他要讽刺的对象，但往往是一种喜剧式的人物。通过这种喜剧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形成了一幅夸张的漫画，于是滑稽出现了。在滑稽中，伏尔泰找到了他的讽刺对象，也达到了讽刺所能产生的效果。由于主人公本身的喜剧性，所以他们也就更适合塑造成一种单一性格的人物。这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讲到的“扁平人物”。因为定型化的性格更便于作者展开一系的喜剧冲突，把真正的滑稽暴露出来。试想，如果伏尔泰把查第格塑造成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人物，性格丰富、感情深沉，每做一件事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人物形象倒是鲜明了、生动了，但是作者与此同时也就丧失了讽刺的机会和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哲理小说的特点，在当时，伏尔泰选择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怎样把自己的理想、理论通俗易懂地表现出来，并能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这就决定了他在写作小说时不可能主要去考虑性格的丰富性、事件的具体性、艺术的完整性。再则，从哲理小说本身来说，这种形式也决定了小说只能是一种概念的形象化阐释，人物只能是一种哲理符号。既然如此，如果让哲理小说承担别种类型小说的任务，那么，这种要求就有点过分了。
排除了这些偏见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下一个公正的判断了。实际上，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成就是很高的。与同时代的哲理小说相比，它们不仅风格独特，就是与后代人的哲理小说相比亦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伏尔泰漫不经心的耕作会结出这么丰硕的果实呢？
看来，似乎首先得归结于他的漫不经心。其实，漫不经心并不是敷衍了事、粗心大意的同义词，它实际上是创作过程中的自由境界。当伏尔泰创作悲剧或史诗时，因为有一个明显的规矩在那儿摆着，所以他就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自然，舞姿也就谈不上优美了；当他创作哲理小说时，他的心中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他可以信马由僵、自由驰骋，他可以嘻笑怒骂、随心所欲——这正是一种创作的最佳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心里首先放松了。另一方面，他的几篇著名小说都写于他的晚年，那时的伏尔泰阅历已深、学识丰富、思想成熟、艺术造诣也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那几篇小说深刻、精湛，意味隽永。还有，哲理小说通过形象表现哲理虽难度很大，但伏尔泰总是能从生活中找到恰当形象来进行寓意。这就避免了直接说教。比如，在《如此世界》中，当作者想把社会是善恶并存在的意寓于一个形象之中时，他用了一个最名贵的金属和最粗劣的泥土石子捏合而成的人像。这种精采的寓意方式，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法国启蒙者年轻一代的代表孔多塞在谈到长篇哲理小说时说到：“不幸，这种体裁看来是容易的，但它却需要罕见的天才，一种善于运用诙谐、想像特点或长篇小说的本身事件来表达出高深的哲学思想的天才。”这种赞誉同样也适用于伏尔泰。
二、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之所以要把《老实人》拿出来专门加以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是讽刺精华的集粹，另一方面是它也反映出了伏尔泰的一种全新思想，这在其它作品中是看不到的。
在进入这篇作品之前，首先了解一下它的写作背景是非常必要的。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面对这场灾难，伏尔泰不仅开始思考人类的前途，而且也特别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与社会邪恶进行斗争的问题。由于地震，教士们加紧了自己的活动，他们以“上帝的惩罚”来恐吓人民。这种日益猖獗的教会活动激起了许多启蒙者的公愤，伏尔泰就表示了坚决的抗议。在自然的破坏力量和统治着人类社会的邪恶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呢，自然之于人是无意识的，他教的规律与人们的善恶概念无关；自然的灾祸给人们造成了不幸，但却完全是不能认为这是对人类罪孽的一种惩罚。这种祸害不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不能认为是天命，必须以理智和正义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
这时候，伏尔泰的哲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年，伏尔泰并没有反对以莱布尼茨为首的乐观主义思想，从他的《如此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哲学观点是世界服从于必然的规律，坏的和好的以同样的比例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世界有着它充分的存在理由。而到了后来，伏尔泰意识到了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荒谬，因此，在《老实人》中，他把火力集中在了“一切皆善”的说教上。“一切皆善”的说教就是从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那儿来的。莱布尼茨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哲学是对政治的消极冷淡和对社会问题视之莫然的基础，它既维护了现存的统治秩序，同时到了统治阶级手里又变成了削弱批判思想和麻痹人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这种哲学是启蒙的障碍，必须予以粉碎。
《老实人》就是伏尔泰这种思想背景下的产品，它综合了作者三方面的思想：第一是批判教会，第二是表达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第三是让“一切皆善”的学说现出原形。
于是，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邦葛罗斯这一人物形象。邦葛罗斯“是省内最伟大的，因此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作者这样写道，他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地证明天下事的果必有因，又证明在此最完美的世界上，男爵的宫堡是最美的宫堡，男爵夫人是天底下好到不能再好的男爵夫人”。邦葛罗斯说：
显而易见，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既皆有归宿，归此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所以我们有眼镜。身上安放两腿是为穿长袜的，所以我们有长袜。石头是要人开凿，盖造宫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轮美奂的宫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应当住得最好吗？猪是生来给人吃的，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应该说尽善尽美才对。
然而就是这个口口声声是“天下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