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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迷惑了，这里和城市的其余部分以及我陈旧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个步调。甚至可能我已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经过这么长的时期，埃诺剧院现在变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业。我默想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在这儿看过一场电影；然后，一阵冲动，我转向到第十二街去寻找我们的旧住址。
就在这里，刚过玛格瑞塔，在许多装着圆窗户的粉红高大现代建筑旁边：一座旧式加利福尼亚小型别墅，大概建于二十年代，斜屋顶，一块房地产公司的“待售”牌子挂在门口。我把车停下来，没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怜，屋前一棵干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榉树就很容易地将它掩去了一半。树的侧身被漆成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棕黄色，而前门和整个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红。门的两边都有以狭窄的玻璃板条做成的嵌板。唯一显出夸饰特色的是由两根木柱支撑起来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顶拖着飘带的童帽。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点难以理解。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的图景：留着淡黄色头发、脸盘坚毅的外公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穿着蓝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门来；母亲刚从厨房里出来，梳着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头发式样，正呆在陌生狭小的门廊里剥豌豆……但是，这是幻想罢了，并不是记忆。
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于长滩的彼得·H·布内特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妈妈站在人行道上，说完再见就转身走了，似乎毫无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五年了，但周围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后，我就记得了一切事情：当我穿过操场孤单朝那幢沙色的建筑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孱弱无力。建筑的外国式样使它看起来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里面，我记得的有一幅蛋白画，有新书的清新气息，还有我的第一个朋友劳诺·列纹，她扎着两条好看的辫子，下午我们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妈妈和我住在松树街，有一个中下阶层的邻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数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属于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们的却是崭新的红砖房。有轨电车只能跑两个街区远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电动红车”到洛杉矶去逛一趟西勒罗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长滩还根本没有一家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商店。
公共安全大厦里面就是长滩警察分局，外公在这里最终得到了上尉官衔，而这时，大厦修建还不到十年，海蓝色的玻璃和用马赛克镶嵌的门柱使它看起来富有朝气。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事物正欣欣向荣。
从这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阳光明媚的海滨小镇上的普通童年，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滑落出来。一个农民也许因为厌倦了中西部的严冬来到这里；一个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开发者来到之前痴恋这里，又随着生命的每次抽动而离去。我的尊严的证明是在长滩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女子游泳队的队长。我最擅长的学科是科学和数学。学校入口处的箴言我至今还能背出：“进来学习——出去服务”。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却是圣莫尼卡这座潜意识里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进它撩人的历史里。我是怎样一个小女孩？哪里是我的秘密处所？我爬过那棵山毛榉树吗？谁住在我们的隔壁？记忆没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里，手里仍握住方向盘，人已麻木了。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驱车到那条有高高的松树和浓浓树荫的大街。明显地，我们住在这里时是住在街道不起眼的尽头，但现在街道的号码已变得更大了，旧时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大街，场景十分繁荣，花团锦簇，桔红色的喷射涂料在白粉墙上鲜艳夺目。在每一个街区，花匠或者是建筑的工作都是由拉美人担当的。卖墨西哥午餐食品的小贩跟着私人安全巡逻队一起在整个街区里兜圈子。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避免生长出悲伤的感情来。我知道就快看到那座房子了，我现在才在祈求能够逃避开。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侍女正遛着一条狗，脸上尽力幻想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只留下些悲伤。也许我把我自己和维奥莱塔的孩子们弄混淆了，那一定是特瑞萨，我描绘出来的，在裙子和上浆上装的包裹之中，站在凋零的金盏花丛中，站在外祖父的房子旁边，不是我，特瑞萨孤独地哭着，不是我。
依贝哈特一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现代地中海式建筑中，不加装饰，新近建成。红瓦屋顶，有两扇巨大的竖铰链窗，可以直接看到底楼的起居室内部，起居室和一扇超大门内的拱廊相对应。瓷砖铺地的走道弯弯曲曲穿过一块毫无价值的褐色草坪。一些植物贴着白色墙根生长起来——除了一丛茁壮的年轻的白桦树以外，这地方看起来十分干匮，好像是主人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后再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景致。我想对大多数人们来说一百五十万美元做任何事情都已足够了。
当然，在这种等级的房子里不会有门铃——代之的是一套更复杂的系统，按下一个白色按钮人就可以通话了。
“是谁？”
“你好。我叫安娜·格蕾。我来找克莱诺·依贝哈特。”因为这不是公事，所以我没有亮出联邦特工的身份。
“我就是。”
“我是……一个朋友……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仍然是对着麦克风在讲，“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犹豫。“维奥莱塔……不在这里工作。”
我抑制住愤怒没有说出口，当然不在，她死了。我很讨厌和墙谈话。
“我知道。就需要几分钟，夫人。”
“好吧。就来。”
静寂。她来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和研究这扇前门——四尺宽，通常高度的两倍高，顶端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窗户，黑色的木头，也许是桃花心木制成，就在我胡乱猜想究竟什么人会需要这样庞大的巨门时，它打开了。
她正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他的头安详地靠在她裸露的脖颈上。
“彼得刚刚小睡了一会儿。”她抱歉道。侧身来以便让我能看到彼得红润的脸颊和晶莹剔透的眼睛。他们都长着闪亮黑发，那种黑色几乎有茄子的紫色那样浓。小孩的头发微微有些松卷，而女人所有的头发全用一根粉色弹力带紧绷着，搭在前额，那些弹力带好似要绷断了一样的紧张着。
“我就是克莱诺。”她穿着一件灰色带有头兜的休闲衬衫，没有袖子，宽松的青绿色棉制长裤可以把多余的脂肪掩盖住。她的乳房显得松弛，但是疯狂的头发与丰满的臀部使她看起来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性感方式，非常有吸引力。只不过她的表情很恍惚，像是陷于某种思考当中，也许是因为她住在蒙塔娜的北边，她就不得不为她来自何方而感到隐忧。尽管看起来她是在和儿子一块小睡，但仍然抹着草莓红的唇膏。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的第一印象是，她和这幢房子一样未入正轨。
你原本是希望她以主人的身份和态度把客人领进屋的，但她却相反，背向屋里，抱着孩子，张惶失措，似乎看着我不知该走进去呢还是别的怎么办。
“很抱歉打扰你，但这件事是和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有关的。”
“她怎么了？”
“奥尔瓦尔多夫人是在这儿工作吗？”
“是的，直到三个月以前，我们让她走了。”
“为什么呢？”
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歪着头，眼睛似乎盯着门口擦鞋棕垫的边角：“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你让她走之前奥尔瓦尔多夫人被雇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怎么呢？”
她把孩子换到另一个肩头，以便能直接面冲我。现在我才算明白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古怪：她的左眼轻微地向外突出，但已足以形成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可能因为她认识到这点才表现出极端的不自然。
“我怕给你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坏消息？”
“维奥莱特·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突然之间对她来说孩子变得太沉重了，她颤动着尖叫着；“Carmen！Por faror！”用一种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强烈的西班牙语重音。
一个瘦小的、棕色皮肤的老太太出现了，显然她来自安第斯山脉。她咧着嘴露着金牙，去接那个紧紧贴着母亲脖子的小孩。她们试图掰开小孩的手，把小孩弄得嚎啕大哭起来。老太太，依然微笑着，嘴里吐出一长串我听不懂的单词，把孩子抱走了。孩子却仍旧嘶声哭闹，小胳膊直向母亲探着。
克莱诺·依贝哈特对儿子的恸哭只能不予理睬。她转过身来，明显地颤抖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一辆小车驶过，里面射出了枪弹。大概两周前。”
“她受枪击致死？”
我点点头。
她把肘撑在门板上，扯下弹力带套在手腕上，另一只手则用力箝住头发似乎是要把它们也全部扯下来一样。当头发滑落下来我才确实看清楚，她的头发恰好齐肩长，而原先戴着的则是一条结婚钻石箍带。
“耶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