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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古巴党内，格瓦拉与正统的共产党及菲德尔主义者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他甚至于公开顶撞卡斯特罗。随着古巴对苏联依附性的日益增强，苏联人自然也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古巴。但是，阿根廷人格瓦拉和他的古巴同志的战斗情谊毕竟是在艰苦患难中形成，而他们之间的摩擦却并未达到足以完全摧毁这种情谊的程度。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地在号召我献出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走向新的战场，将带去你给我灌输的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那里去战斗……”很难从这些话里找出切是被放逐出境的痕迹，而切又不是一个喜欢弄虚作假玩弄政客伎俩的人。在他走后，卡斯特罗为了澄清外界的疑惑，曾经说过：“切到哪里去了，这跟谁都不相关，……我们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说明，什么时候会听到他的消息呢？……会听到的……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作什么，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将永远为革命奋斗到底。”紧接着，在哈瓦那的墙头就出现了大幅的格瓦拉的画像（这时格瓦拉还奔波在潜入玻利维亚的途中）。一般来说，共产党人不会这样来对待被放逐的反对派，很显然，格瓦拉在古巴的历史功绩和英雄地位是一直得到承认的。当然，对于在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切的感受是深刻的，自己继续留在古巴，矛盾发展的前景难以估计，也许今后连客卿的礼遇都将享受不到，他不会害怕危险，但无所事事的悠闲是他无法容忍的痛苦，与其那样，他宁愿选择战斗和死亡。
两年多以后，格瓦拉和他的最后十七名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峡谷中全军覆没。他未经审判就被政府军枪杀，而向政府军告密并为之引路的正是格瓦拉不惮艰险要去解放的玻利维亚农民。这真是理想主义者悲剧画卷中色调最阴暗的一笔。格瓦拉死了，喉部、心脏、肺部、腿部共中九枪，可以想见尸体那一片狼藉的惨象，玻利维亚军人把他草草埋葬在荒凉的山野里，不留任何标记，以避免引起其他麻烦。死讯公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震动，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历史上无与伦比，真可谓备极哀荣：西欧、北美的学生、工人高举他的画像游行示威、和警察对抗；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天主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等）对他颂扬备至，并为他祈祷；著名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对他的崇敬和赞颂更是构成一道前无古人的风景。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萨特，著名诗人尼·纪廉、勒·德佩斯特、红歌星佛朗索瓦·德盖尔……或献词、或献诗、或献乐，所有这一切绝对是格瓦拉生前所无法想象的。与全世界的这种追思活动相比较，在古巴举行的盛大隆重的守灵仪式反而显得一般化了，最冷淡的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仅在报上发一则短讯。在他矢志要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阶层的人民，把他当成了圣徒般的人物，而在他昔日的一些同志的眼中，他只是个军事冒险家——理想主义者真是摆脱不了唐·吉诃德的阴影，悲惨的命运始终被滑稽的外衣包裹着。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理想主义相对高涨的时代，人们对格瓦拉的崇敬大多是基于他以身殉理想的高尚行为，用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话来说：切“体现了真正的浪漫主义；体现了壮烈的牺牲，这当然唤起各个阶级的同情。”而萨特则干脆说：“切是我们时代十全十美的人物。”这样说，无非是因为切自始至终沿着唐·吉诃德的路，用那杆锈钝的长矛不停顿地向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挑战，最后倒毙在血泊中，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无可挑剔的（或者说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八十年代以来，理想主义思潮日渐式微，格瓦拉的名字自然也慢慢被淡忘。直至九十年代末期，理想主义才又有了些许重新振作的迹象，小剧场里的演出只怕也是西风东渐的一点余绪。然而，舞台上的激情与生活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也就难怪得在今日的青年观众中，理想主义悲剧的题材竟招致了许多嘲讽和诘责。剧场里坐的大多是负担得起高昂票价的有闲阶层，是他们而不是底层群众在聆听理想主义极富煽情效果的演说，这景象本身就显得滑稽，剧场外，叫卖印着格瓦拉头象的文化衫或其他宣传品的小贩们锱铢必较的神情更令那些已然血脉贲张的年青人突然感到一种时空倒置的晕眩与恶心。有人觉得受了愚弄，希望编导不要“以穷人的名义”“在文化市场里贬卖社会公正与良知”，甚至说“要街这边的穷兄弟去进攻街那边的富人，除了把所有穷人的头脑集中于一个头脑的统率之下，穷人还能得到什么？”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形成的隔膜是如何之大啊！格瓦拉就是活着，也没有办法回答上面一类的问题。因为，他要追求自由与公正，除了“以穷人的名义”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名义？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等于承认富人掠夺穷人是天然合理的，那还用得着骑着罗稷南特、提着旧梭标满世界转悠吗？
据传格瓦拉临死前，说了一句遗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我失败了”，多么简捷，多么沉痛，他是否想到了，即使在玻利维亚，他又侥幸成功，此后等待着他的还是另一个失败，所以，这不仅是对他自己，也是对所有理想主义者命运规律的最根本的总结。为了实现向往中的公平和正义，理想主义者必须向人压迫人的社会秩序挑战，一次又一次，投入新战斗的渴望成为一种快速吞噬他们生命的习惯，人类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吗？他们虽然坚信能够，但他们中迄今也无人从近处看到过哪怕是模糊的远景，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们只能是也必然是永远的失败者。可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该以成败论英雄，势利地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嘲弄，因为没有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和他们所倡导的精神，人类社会不会具有今天这样一副面孔。尽管理想主义者有缺点、错误，但支配他们所有行为的总的动机是为着实现“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这也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动机的高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摒除了利己的私心，有人会说，动机和品格的高尚并不能让他们获得给别人带来痛苦和牺牲的权利，其实，只要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痛苦和牺牲都是人类自己在恶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种的苦因，而理想主义者和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不过是适逢其时地收获苦果罢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理想主义者（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芸芸众生会在其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但确实需要提倡一点理想主义的精神，就现实而论吧，如果大家都去“躲避崇高”，如果正义不再是判断是非荣辱的标准，那么什么东西能阻止社会向物欲横流那伊于胡底的深渊飞速地滑落下去呢？
贾植芳致胡风（一九三八——一九五四）
？ 贾植芳一（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胡风先生：来武汉后，得见《七月》，颇觉喜欢。因为生活的缘故，不能用热烈的体材，现即寄上来汉写的《蜘蛛》一篇，现在用这样晦涩的写法，似觉不当。但也就真存在着这样的境遇。如认为不合格，请即退下。
副标题用“呈献为真正人权斗争着的日本兄弟”，就是写它的用意。二年前在日本的海滨，在夜雨声中，辗转于席上，想着过去的人与事，爬起来写了这样一篇，用以纪念友人，二年后的今日，从报上看到了动人的记载，我又不禁把它从记忆中抄出，转赠于这一更广泛和伟大的运动的支撑者和受难者。
有一个时候我不相信文字，但现在又胡涂的写出了这些。也算是纪念自己罢。
此祝大安。
碧空楼书简——致程千帆（三）
？ 舒 芜三十七千帆兄：前函计已登览